北京紫竹药业，北京紫竹药业有限公司是国企还是私企

中药注射剂的高利润性质并没有改变，步长制药的利润下滑，是在政策利空下难以避免的业务层面的增长乏力。而除了高利润拳头产品被严控，净利润下滑，产品过于集中的风险已经凸显外，天价的“学术推广费用”也一直是悬在步长制药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作者：程华秋子

来源：新财富杂志（ID：xcfplus）

从一路狂奔至155.41元/股到跌破55.88元/股的发行价，步长制药（603835）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而且，这家明星中药企业，还成为自2017年实行IPO新规以来首只破发的个股。

2016年11月18日，步长制药以55.88元/股的发行价顶着彼时“最贵新股”的光环登陆沪市主板，在7个交易日后打开涨停板，股价达到最高点155.41元/股，相对于发行价增长1.78倍。

然而，上市后的步长制药产品质量问题频发，陷入了业绩“增收不增利”的境地。近年来，步长制药的营收规模一直在增长，但净利润在上市后却一直在下滑。2015年步长制药的净利润达到顶峰，当年同比增长了167.2%至35.34亿元；但是到了2016年，却惨遭腰斩，降至17.7亿元；2017年净利润继续下滑，同比下降7.43%至16.39亿元（表1）。

与下滑的业绩相对应，步长制药的股价与市值也在登顶后迅速开启了下跌通道。5月16日，步长制药纳入MSCI指数后，上涨了8.77%，重回发行价，但很快又再度跌破发行价。纳入MSCI指数，对股价起到了一时提振的作用，但仍然改变不了步长制药长期低迷的态势。Wind数据显示，2018年2-5月中药板块涨幅达到16.65%，但同期步长制药的涨幅仅为2.11%，其近一年的股价跌幅更是达到26.2%（表2）。

步长制药后续股价迅速下跌，并跌至破发，或与其大额限售股解禁有关。2017年11月20日，在步长制药上市满一年后的首个交易日，其上市时的2.58亿股限售股解禁流通，占步长制药总股本的37.85%，是解禁前流通股的近3.7倍；解禁的限售股涉及43名股东，其中绝大多数为抛售动力最强的创投机构，因此股价下跌难以避免。

家族财富遭腰斩，上市前套现近80亿元

目前，相较于高峰时的1060亿元，步长制药的市值已经蒸发超过700亿元（图1）。而步长制药实控人赵涛家族持股财富也从2017年的342.2亿元下降到了2018年的147.8亿元，在新财富500富人榜上的排名从1年前的35位跌落至170位。

图1：步长制药股价走势

资料来源：Wind

从2003年新财富500富人榜推出至今，步长制药背后的赵步长家族上榜多达11次。步长制药的上市，不仅代表赵氏家族完成了“新老交替”，更让以赵涛为主的家族成员财富出现了裂变式膨胀，直至成为2017年医药业的首富。

但是随着步长制药2017年全年股价的深度下跌，赵涛家族持股财富也遭遇腰斩，从2017年的342.2亿元下降到了2018年的147.8亿元。

从1993年赵步长和赵涛父子两人下海创业，到2016年11月步长制药上市，步长制药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期间共有11次股权转让和1次增资。第一个阶段是在包括赵步长和儿子赵涛、赵超，女儿赵菁、赵骅在内的家族成员中，确立以赵涛为主的控股结构。第二个阶段是引入外部股东，家族套现。这个阶段，赵涛和他的两个姐妹赵菁、赵骅一共套现了将近6.8亿元。第三个阶段是2011年后引入多元化股东，为上市做准备。

在步长有限的融资“历史”中，2010年11月和2011年1月的两次最为人熟知。步长制药在这个阶段引入了“海量”新股东，开始优化股权结构。

以2011年1月的第9次股权转让为例，赵氏家族大量转让老股，并且引入了大量的外部股东。其中，步长（香港）以5.65亿元转让了步长有限2.985%股权，朗格拉（香港）以11.9亿元转让了5.3887%股权，博拿它（香港）以5.2亿元转让了2.3575%股权，兴讯投资（香港）以12.2亿元转让了5.5264%股权，迪明（香港）以4.1亿元转让了1.8421%股权。接受这部分股权的是创顺企业等22家外部投资机构，其中包括19位新股东。

这两次股权转让一共引入了大大小小的新股东多达28家，并且名单中出现了国内外众多知名PE的身影。其中，境内股东（直接或间接投资）包括大中电器创始人张大中持股98%的大中宏宇、广州立白集团陈氏兄弟所控制的天津宝凯和天津澳特莱、雅戈尔集团李如成控制的鄞州新华和间接持股15%的深圳中欧创投、建银国际间接持股26.56%的菏泽和邦、A股上市公司华夏幸福等。境外的股东则包括摩根士丹利的亚洲PE基金、创建AIG的史带保险集团、亚洲最大的PE基金之一殷库资本、意大利家族集团CIR的投资部，中美合作的德同资本、中国以色列合作的协同基金、日本领航蓝海VC基金等知名国际投资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股东受让的股权均为步长制药老股，直到上市前，步长制药从未向外部投资者增发新股。早在1995年就实现销售收入5300万元的步长集团，自身有着成熟的业务，稳定充沛的收入和利润，这也让它有足够的底气不增发新股。虽然步长制药为了上市大量引入了外部机构，但其中赵氏家族的持股并未被过多稀释，外部机构的持股比例也相对较低。

步长制药上市后，赵步长家族依然掌控着52.6447%的股权，约合3.59亿股的股份。其中赵涛通过大得控股间接持有49.7899%，其妻子赵晓红通过西藏丹红持股1.7712%，岳母王秀珍通过陕西德鑫间接持股0.0027%。此外，赵骅、赵菁也有少量持股。赵骅通过西藏广发和西藏瑞兴持股0.2559%，赵菁通过西藏华联商务持股0.0825%。在融资过程中，随着步长制药估值的水涨船高，赵步长家族通过出让老股陆续套现了将近80亿元。

或许是为了提振股价，在净利润下滑的情况下，2017年步长制药还是大手笔地派发红利。2016年11月，步长制药登陆A股，上市后便派发现金红利11亿元；2017年，步长制药继续豪气分红，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6.14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3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逾11亿元，占净利润比例超过60%（表3）。

高利润王牌产品遇增长瓶颈

复盘步长制药的发展史，依赖辅助用药的政策红利，中药注射剂——丹红注射液一度为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随着医保控费、中药注射剂被严格监控，其产品过于集中的负面影响也逐渐被放大。业绩下滑、大额限售股解禁只是导致步长制药股价下跌的表面原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正在于此。

步长制药在心脑血管领域拥有脑心通胶囊、稳心颗粒、丹红注射液、谷红注射液四个独家专利品种，其中前3个品种2017年在心脑血管中成药市场份额的排名均在前20位。由于步长制药在心脑血管领域市场地位突出，心脑血管用药对其收入的贡献超过了7成。

产品高度集中的问题，在步长制药上市后更加严重。

招股书显示，步长制药心脑血管三大产品——脑心通、稳心颗粒、丹红注射液，在2016年1-6月的收入占总营收的72.73%，其中拳头产品丹红注射液的收入占比最多，达到36.62%。2013-2015年，丹红注射液的收入占比分别为39.13%、37.09%、35.73%。丹红注射液是一种能够活血化瘀、通脉舒络的中药注射剂，用于瘀血闭阻所致的胸痹及中风等病症。市场上丹红注射液主要由步长制药的子公司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生产，且被纳入国家医保（2017版）乙类，20个省市地方也将其列入乙类医保目录，在市场上应用极广。

但是这个为步长制药贡献营收超过3成的王牌产品，如今却面临着随时被停用的风险。在近年医保控费严格限制辅助用药、限制门诊输液的大背景下，多地开始对辅助用药进行监管控制。由于中药注射剂在临床使用会引发不良反应，安全有效受得到质疑，因而成为受监控影响的重灾区。根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16年）》显示，2016年全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网络共收到严重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10.2万例，中药占5.5%；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涉及怀疑药品150.7万例次，中药占16.6%；从报告涉及剂型与给药途径看，中药注射剂占比较高，静脉注射给药占53.2%。

除了丹红注射液被严格监控，步长制药的另一个独家专利产品——谷红注射液也被监控。在药智网“辅助与重点监控用药数据库”中，谷红注射液也在北京、内蒙古、安徽等地医院被限用、监控甚至停用。

2017年年报显示，步长制药的产品已经拓展到了来自心脑血管、妇科、泌尿三类，但心脑血管产品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在2017年达到112.21亿元，占总营收的80.94%。而其他两类药品品种的收入份额加起来不足10%。

仅从增速上看，步长制药的三类药品营收都处于增长状态；心脑血管品类营收2017年同比增长了11.76%，妇科用药营收同比增长4.77%，而泌尿品类则在2016年同比下降8.16%的背景下，2017年同比增长了26.46%。

但为何营收规模在扩大，而净利润不增反降？是受政策利空影响导致步长制药的盈利能力下滑，还是因基数太大处于增长瓶颈？

自身横向比较，按产品来划分的话，在占步长制药营收高达80%的心脑血管品类药品中，丹红注射液是其中的“利润之王”，Wind显示其2012—2015年的毛利率分别为94.38%、95.04%、95.12%、94.53%；而脑心通胶囊、稳心颗粒的毛利率均不超过85%。而这3个品种合计贡献的毛利在2013-2017年均超过了80%（表4）。

可见，步长制药的主营业务心脑血管产品尤其是丹红注射液的盈利能力非常可观。而丹红注射液受到严格监控，让步长制药遭到不小的冲击。从时间节点上可以看出，步长制药的净利润下滑，股价下跌直至破发，正是丹红注射液频繁出现在多地重点监控“神药”名单的2017年下半年。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6、2017年年报中，步长制药已不再披露丹红注射液的具体收入占比和毛利率。而2017年年报的心脑血管产品中，除了脑心通胶囊（48粒/盒）的产量、销量是正增长，其他产品的产销量同比皆为负，其中丹红注射液（10ml/支）、丹红注射液（20ml/支）的生产量同比分别下降11.35%、11.33%。

纵向上，将丹红注射液跟A股市场上其他拥有中药注射剂公司的主营产品毛利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它们的毛利率都较高，尤其是披露了单项产品收入的红日药业，血必净注射液的毛利率高达91.27%；步长制药主营业务的毛利率处于中上水平。有意思的是，除了丽珠集团和红日药业单独披露了单项注射剂的收入和毛利，其他公司基本上都归在不同的产品分类中不再单独披露，而单独披露了单项中药注射剂的丽珠集团和红日药业，该项收入都是负增长（表5）。

需要指出的是，中药注射剂的高利润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药企的争相开发和推销，而2012年“限抗令”出台后，诸多不受限制的清热解毒类药注射剂开始取代化药抗生素的原有市场。在此背景下，中药注射剂一度迎来高速增长。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监测中心数据显示，2012年大部分中药注射剂品种的增速远高于中成药行业增速（约20%的水平），复合增速高于30%的品种比比皆是，高于50%的有7种，尤其是热毒宁、血必净、丹红的增长率高达85%以上。

中药注射剂的高利润、高销量，让步长制药等中药企业赚得盆满钵满，但市场上中药注射剂质量参差不齐、不良反应频发却成为阻碍它们发展的最大障碍。中药注射剂的原料是各种草药，来源复杂，而中药注射液又不要求纯化到单一成分，因此容易产生热原。而且，由于中药注射剂的制备工艺普遍不高，导致注射剂常出现杂质残留、微粒过多过大的问题，从而存在着巨大的风险隐患。

而中药注射剂的不良反应，除了先天缺陷，一定程度上与其不规范使用和滥用有关。中药注射剂低成本高利润的特征迎合了国内医药流通渠道的某些非理性需求，其大剂量的滥用造成了医保资金的浪费。米内网数据显示，仅2017上半年重点城市公立医院中成药终端（北京、广州、南京、重庆、成都、西安、哈尔滨、沈阳、郑州）中药注射剂TOP10产品销售额合计接近30亿元，其中就包括血必净、喜炎平、丹红注射液、注射用血栓通（冻干）、参芪扶正注射液。

得益于政策，也受制于政策。在医保控费、中药注射剂被严控的背景下，近两年注射剂市场增长速度明显乏力。2014年我国中药注射剂市场规模接近870亿元，增长率接近23%；2016年我国中药注射剂行业市场规模为890.8亿元，增长率已经不足1%（图2）。

中药注射剂的高利润性质并没有改变，步长制药的利润下滑，是在政策利空下难以避免的业务层面的增长乏力。中药注射剂不断“中枪”，除了步长制药，其他拥有中药注射液品类的A股公司也无法独善其身。东吴证券认为，未来中药注射剂市场将进一步收缩，产品质量将成为决胜关键，优质产品将恢复至低速的健康增长状态，而质量、销售均不存在优势的产品将逐渐弱化，质量不过关产品将逐渐被淘汰。

一半营收用来“学术推广”

除了高利润拳头产品被严控、净利润下滑、产品过于集中的风险已经凸显外，天价的“学术推广费用”也一直是悬在步长制药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分析步长制药的高额销售费用的问题前，需要先解答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临床使用量大但疗效不明确、问题频出充满争议的辅助用药会在市场上畅通无阻，成为临床用药的主角？

归根结底还是利益。因为辅助用药的销售涉及到企业、医院，甚至医生的多方利益。

2013年，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泰德制药”）的“回扣风波案”中，泰德制药的医药代表根据保定市某医院心血管科室当月开具的“前列地尔”注射液数量，按照每支27元支付药品回扣费。而这只是科室医生的一环，药品要进入医院，并被医院采购，企业还要“攻克”多重门槛。

在曾经“以药养医”的大背景下，辅助用药背后的灰色利益链条决定了步长制药的经营模式是所谓的“学术推广”模式，这自然造成其营销费用高企。

什么是学术推广？处方药要由医生出具处方才能销售到患者手中，而学术论坛、学术研讨会及交流会则有利于医生准确了解药品适应性和作用机理等，使医生在临床上使用起来更有针对性。因此，谁能得到手握处方权的医生群体认可，谁就能在处方药市场站稳脚跟。这也是学术营销模式备受药企青睐的重要原因。不过，国内药企的学术推广似乎有些“变质”。企业邀请的一般是医生、经销商等客户单位，金额超高的推广费最终都将以礼品、旅游服务、代金卡甚至是现金的形式回馈给客户方。

步长制药年报显示，2013-2017年其在“市场及学术推广”上的费用持续增加，2017年已经高达70.17亿元，占到同期营业收入的50.61%（表6）。也就是说，近5年来，步长制药在“市场及学术推广”上的费用累计达到285.2亿元，平均到每个月为4.76亿元，每天则有1586万元。

“市场及学术推广费用”是步长制药“营销费用”里的主要支出，几乎每年都占到了总营收的50%，其他支出还包括广告宣传费、运输费等。相较之下，步长制药在研发上的投入十分微薄，“学术推广费用”是研发的12.6倍。虽然步长的研发投入近年一直在小幅增长，但其研发投入在营收上的占比仍然不到4%（表7）。且不说低于创新药龙头恒瑞医药2017年17.59亿元的研发费用、12.71%的研发投入占比，与同类的中药企业天士力6.16亿元的研发投入相比，也稍显逊色。

不过，中药行业的研发投入占比普遍较低，更强调品牌溢价和营销推广能力，除了康缘药业研发投入占比高达7.88%，其他均不高于6%。步长制药的研发投入占比在行业内不算高，只能算不低于平均水平（表8）。

其实，以中药注射剂为代表的辅助用药，通过“学术推广”等传统营销模式一直以来非常奏效，用“天价”营销费用拉动增长也是业内公开的秘密。在A股专注心脑血管中成药的企业中，除了天士力和中恒集团的营销费用率较低、并呈现下滑趋势外，其他企业的营销费用率均高于40%，而步长制药的营销费用率是其中最高的，2017年接近60%（表9）。在当前医改控费、反腐、合规，药改鼓励创新，淘汰“神药”等大趋势下，步长制药如果不调整产品战略、调和经营方式，未来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或将继续减弱。

连续收购亏损资产，多元化布局调整产业结构

改变产品结构和经营方式，成为步长制药亟需解决的问题。

产品方面，目前中药注射剂市场主要被中恒集团（600252）生产的注射用血栓通（冻干）、步长制药生产的丹红注射液、康恩贝（600572）并购的贵州拜特所生产的丹参川穹嗪注射液、上海药研所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等产品所占据。但是随着中药注射剂有效性、安全性再评价的推进，这种格局或将被打破，目前已经陆续有新规格和新品种的中药注射剂获批上市，如2017年6月利民制药厂的软袋装大容量中药注射剂——参芪扶正注射液；2018年1月，昆药集团拟用于急性缺血性脑梗患者的中药注射剂“注射用KPCXM18”也获批。

早已预料到产品集中风险的步长制药也布局了多个注射剂新品。2017年底，步长制药发布公告称，在注射剂板块提前布局了包括谷红注射液、灯盏花素氯化钠注射液、复方脑肽节苷脂注射液、复方曲肽注射液在内的多个注剂品种，但目前几个新品的收入尚微，后3个新品在2017年分别贡献了0.14亿元、2.76亿元、1.89亿元。

2017年12月21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拟以不超过1.18亿元收购福建新武夷制药70%的股份。福建新武夷制药是一家主营心脑血管药物、呼吸系统药物的中药企业。其2016年度净利润为205.47万元，而未审计的2017年1-10月数据显示其净利润-70458.28 元。在遇到增长瓶颈的情况下，作为心血管中成药龙头的步长制药仍然将盈利能力不佳的建新武夷制药收入囊中，主要是因为看准了后者的两个明星产品：满山白和软脉灵，希望借此扩大在中国心脑血管药物市场的竞争力。

此外，5月17日，步长制药公告称以1.61亿元收购九州龙跃制药51%的股权。九州龙跃制药从事大容量注射剂（聚丙烯共混输液软袋）的生产。很显然，步长制药想要延伸步长在大输液领域的布局。

但因为九州龙跃本身没有太大亮点，且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市场似乎对此次收购并不看好。根据公告披露数据，九州龙跃2015年、2016年末和2017年10月底的净资产分别为-1374.15万元、-2856.09万元、-4609.91万元，2015年、2016年、2017年前10个月分别亏损1526.06万元、1481.94万元、1753.81万元，且同期营业收入只有159万元、703.6万元和657.66万元。截至2017年10月底，九洲龙跃的负债为2.19亿元，其中流动负债高达1.85亿元，而2016年期末的流动负债仅为9544.03万元。但对于流动负债的构成，九洲龙跃评估报告中未作出详细说明。

对于这样一家长期资不抵债、连续亏损3年的制药企业，步长制药最后认可的评估价值却高达3.15亿元，溢价高达783.31%，这不免让投资者感到不解。

无独有偶，在2017年5月一个月内，步长制药就连续收购了3家亏损企业。其中，快方科技为O2O送药平台，北京普恩主营为医疗器械研发，新博医疗主营也是研发生产医疗器械。虽然可以把步长制药的行为解读为对上下游医药产业链的整合，但如此高溢价收购还是颇让人费解。这3家公司2016 年末净资产分别为 5851 万元、-5459 万元、1169 万元，2016 年度净亏损分别为 4707 万元、2142 万元、 1441 万元，评估增值率分别达 804.42%、259.38%、2116.41%（表10）。

不过，步长制药并未在2017年年报和收购公告中提及上述3家亏损公司的商誉。目前其商誉主要由上市前收购的吉林步长制药和通化谷红制药两家公司贡献，其在年报中指出，公司完成收购后确认的商誉近50亿元，占到期末总资产的26%，并提示了大额商誉减值风险。2015年，通过收购上述两家公司，步长制药确认的投资收益合计达到17.08亿元，贡献了当年利润的47.5%，净利润同比增长167.2%。目前，吉林步长制药和通化谷红制药都处于盈利状态，其中通谷红制药2017年净利润达到1.29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步长制药的投资还涉及金融，包括基金和商业银行。2017年9月5日，步长制药还1.9亿元参与认购投资武汉瑞伏医疗健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投资基金”），本次投资基金募集总额为3.94亿元，其中，步长制药认购1.9亿元的合伙份额。6月1日步长制药又拟以不超过4.56亿元的自有资金认购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朝阳银行”）8.52%的股权，为朝阳银行第一大股东。

仅从收购标的的业务层面看，步长制药已经意识到自身产品结构问题，寄希望于收购来丰富产品品质，快速拓展产业链和进入不熟悉的领域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市占率，降低产品集中风险。按照步长制药董事长赵超的设想，步长制药未来要成为一家集中药、化学药以及生物药为主的创新型药企。而在收购完成后，步长制药的经营方针和销售策略都将发生变化。

收购诊断试剂和医药电商企业，都是步长制药在为未来加大非处方药占比、调整产品结构做铺垫。虽然进行多元化布局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十分明晰，但是财务层面步长制药为何多次高溢价收购亏损企业，仍然存在疑问。

编者按：

《我不是药神》热映，原型陆勇的故事再度进入公共视野。他是慢粒白血病人，先为自救、后为救人而推广印度仿制药。

今天，《知识分子》推荐《智族GQ》讲述的关于陆勇的另一个故事：在推广某印仿药七年之后，陆勇转而推广另外一种“药”，印度Cyno公司生产的Imacy。他曾为Imacy在中国的推广会站台、在媒体上宣传、并牵线Cyno公司与云南药企合作办厂。

去年3月，《智族GQ》编辑与陆勇一起前往印度。经实地采访发现，Cyno公司有以下疑点：1，药厂售药不要求出示处方，价格是同类产品的1/4。2，收款银行信息一周一变。3，印度本土药房中买不到Imacy，中央药监局查不到，90%的Imacy通过邮寄方式销往中日。4，截止2017年5月初，生产许可不合规且过期。且经中科院检测发现，Imacy的有效成分远小于原研药。专家介绍，这种药因其药性不稳定，对慢粒患者长期治疗是“有危害的”。

陆勇拥有高知名度，只推荐Imacy，令其几乎等同于印仿格列卫的代名词。许多患者因此并不清楚，印度许多大药厂都生产格列卫仿制药，价格在七八百元。患者完全可以有其它安全、有效、便宜的选择。

撰文 | 靳锦

仿制救命药

3月13日，南京，病人陆勇特意从无锡赶来，见到了《印度药神》（现名《我不是药神》）剧组。剧组星光熠熠，宁浩监制、文牧野导演、徐峥主演，而陆勇是这部电影的原型。

徐峥坐在他旁边，问了很多问题，你生病后的治疗情况怎么样？吃了药以后有什么想法？陆勇讲了两个多小时。两年来他已经把自己的故事跟人说了无数遍。

34岁那年，陆勇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抗癌药格列卫，花费56.4万。后来他改用印度仿制药，价格只要1/20。他把这些药推荐给其他病友，还帮忙代购，结果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

陆勇的遭遇得到广泛同情。1002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说陆勇“使更多的患者获得了自救路径，从而逐步走出人生灾难深渊”。时值《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上映，主人公在影片中与艾滋病、人们的偏见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抗争。许子东在锵锵三人行里说，陆勇更像这部电影的主角。

一年后，检方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

陆勇在看守所一共待了135天，这段经历赋予了故事历经考验的证明。他被看做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不顾自身危险为病友盗取天火。官方也开始向他寻求帮助，云南省工商联希望他能够牵头，促成云南药企与印度药企合作办厂。

而成为电影原型，则意味着陆勇不再只是一个事件的主角、一个边缘人群的代表，他的故事即将进入大众文化。这是陆勇影响力所抵达的最新边界。

陆勇拿到了一本全体主创的签名，两天后，电影正式开机。一个星期后，陆勇启程前往德里，和印度药企Cyno谈判合作的事情。

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后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陆勇先后购买过两种印度药。最初他从谷歌搜索到Natco公司生产的Veenat，托人从日本买回，价格四千元。拿到手后，他犹豫了很久。药盒包装粗糙，瓶口不够精致，绿色胶囊显得颜色可疑。抱着实验的态度，他搭配格列卫的棕黄色片剂吃了一段时间。一切检验正常，他才建立起对印仿药的信任。陆勇将Veenat介绍给其他患者，成为国内推广印仿药第一人，在患者圈内颇有影响。

2011年，在吃了七年的Veenat后，陆勇把推荐的药换成了Cyno公司生产的Imacy，一种与格列卫颜色相似的棕黄色片剂。价格大幅下降，仅为750元，3年后降至200元。“我们对陆勇是百分之百信任的，”患者潘建三说。

陆勇与Cyno公司的关系更密切，为它的新药做过宣传，在国内办过四场推广会。他创立的QQ群里，购药模板上的药企换成了Cyno。而让陆勇惹上法律麻烦、卷入一场举国瞩目的官司的，也是这家Cyno公司。

2013年，为了方便患者从Cyno买药，陆勇网购了银行卡，最终被捕。

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中，Cyno成为印仿格列卫的代名词，被广泛普及。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中，列举了多名患者的证词，“21名购药患者中多数的证言证明该药物确有疗效无不良反应，无人证明因服用该药物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陆勇为方便病友支付药款提供账户，使得患者及时获得药品，延续生命，患者对陆勇深表感谢。”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未经国内审批的药品一律属于假药。陆勇的传奇，建立在该印仿药本身在印度合法，却因种种原因，无法被中国患者合法购得、从而被迫违法的行为之上。如果这个故事存有另一个版本，那么成千上万的病人，将面对另一种可能。

2017年3月，我和陆勇一起去了印度。他要见见老朋友，Cyno公司的老板桑杰（Sanjay Jain），和他聊聊在云南建药厂生产仿制药的项目。这样的合作，国内还没有先例。

“坏公司”

“系统里没有这种药，我也没有见过。”

阿波罗药店的店长尤努斯（Yunus）看到Cyno所产Imacy的照片后，在电脑上查了一会，对我说。

两天前，我们刚刚抵达印度，准备来这家药店拍照。印度尚在凉季的尾巴，是一年中气温较低的时候。白天最多爬升至35度，行人有避热的余地，但缺少降水，干燥多尘。陆勇换上印度产的棉质衬衫，透气，适应这里的气候。

德里拥堵严重，陆勇没有表现出丝毫不耐烦。“印度是乱中有序”，他说，自己初次来印度时，发现路上大多数汽车都没有后视镜，毫无顾忌地横冲直撞，也吓了一跳。但再堵车子也会慢慢前进，这里不强调工整、秩序，有野蛮生长的意味。

他似乎已了解这个国家的表象和背后的逻辑。仿制药业也是一样，突破规则，最终使印度成为“世界药房”。

在德里市中心的康诺特广场，陆勇推开这家全国连锁药店的门，药店门脸小、纵深长，左右两侧是堆至天花板的药柜。他很自然地问道，“店长在哪里？”房间深处，店长尤努斯从电脑前抬头，对他露出微笑。“我可给你介绍了不少中国客户。”陆勇说。

仿制药如今成为中国游客在印度常卖的特色商品，如药妆之如日本。尤努斯的药店里，20%的抗癌药卖给了中国人。为了更好地做生意，他随身带着学中文的书，微信里加了超过1500名好友。

摄影师希望能拍一张陆勇拿着药的照片。他对尤努斯说，“拿一盒Veenat。”Veenat盒子小巧，上面有黄色和绿色的条纹，并在显著位置印着公司的名字，Natco。

“这个药我吃了七年。”陆勇摩挲着Veenat的盒子。Veenat有副作用，吃完会呕吐，吐的都是和胶囊颜色一样的绿水。他反复实践，才找到了与这种药和谐相处的办法：在吃饭中间吃药，如果感觉要呕吐，就赶紧喝上一瓶可乐。

镜头中，陆勇面色苍白，有些浮肿，两颊有几块色素沉淀，这是药物留下的痕迹。

拍完了照片，陆勇并没有提及Cyno。隔了一天，我再次来到药店，把Imacy的照片给尤努斯看，问他是否有这种药。尤努斯否认了。

“我个人建议，如果你要买，就买Natco的药。”尤努斯说。我问他是否知道Cyno公司。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决定是否要告诉我，最终他说，“我知道。但那是家坏公司（bad company）。”

在印度我去过的五家隶属于不同公司的药店中，没有一家出售Cyno的任何药品。中国患者购买的唯一方式，是通过邮箱订购。Cyno有中文官网，只列了两种药品，治疗肺癌的吉非替尼，和治疗慢粒白血病的伊马替尼（品牌名为Imacy）。“在线订购”一栏，用黑色粗体标注了邮箱。

我发去邮件，很快收到了一封标准着详细价目表、汇款方式和邮寄流程的回复。一盒Cyno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Imacy定价为65美元，即约448元。如果买20盒，那么每盒的花销可降至约202元。购买的过程有些过于简单，对方甚至没有要求我出示处方，而药盒内，还有中文说明书。邮件里还特别指出，汇款的银行信息有效期只有一个星期，下次订购需再次发信询问。

印度市面上，一盒Natco生产的Veenat标价8496卢比，约905元。一位从事十多年代购的印度人说，经销商给出的Veenat价格会在600到800元之间，“但是从来没有低于过600。”

“它（Cyno）在印度市场上是没有的，”陆勇说。坐在古尔冈一处高档公寓内，他主动提到了这个问题，神态轻松，泡上一壶清茶。“它只对国外出口，”陆勇说，只有通过与Cyno公司邮件联系才能买到，这样价格透明，杜绝假货，“想买假的都买不到，根本就没有。”

陆勇对自己的医药知识很自信，会对一个问题迅速抛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发出嘿嘿的笑声，好像在对回答表示认可。他言语中常见医药行业的专有名词，对药监局新政如数家珍。尽管病情早已平缓，对药业的关注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这间公寓也是与他合作的丝绸之路旅行社租住的地方。去年，这家旅行社找到他，希望和他一起开发来印度的医疗旅游项目。陆勇负责国内的宣传和报名，他的影响力超出了慢粒群体，丝绸之路的跨境医疗主要面向丙肝患者，而许多人正是冲着陆勇的名字来的。有的患者打了电话还不放心，一定要见到他，“看到我了以后他才放心地交钱”，陆勇很骄傲。

患病之前，陆勇一度对生活有挫败之感，第一段婚姻失败，事业没太大成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药案引起轰动，意外地成为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2015年，他曾出席在清华举行的药事法研讨会，从患者的角度谈高药价之苦。同样出席研讨会的慢粒患者王忠良在会上说，陆勇给大家的不是威望，他是作为一个英雄来存在的。有人敢去抗争，有人敢去公开了。

包括央视《面对面》、《今日说法》等节目都报道了陆勇案。陆勇取保候审期间，一直在家接待记者，买了100双鞋套，很快就不够用了，只得又买了50双。

陆勇案正好发生在医改加速的变革时期。2015年之后，国外新药的审批流程缩短；食药监总局发文，要求中国仿制药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生物一致性评价，这意味着国产仿制药的质量将得到保证。一系列政策出台，他的名字也不断被提及。

令陆勇得救、违法又因之成名的格列卫，已经被多个省市纳入医保。

比电影更复杂的故事

这次来印度，陆勇时间比较宽裕，去了一趟宗教圣地瓦拉纳西。行舟恒河，他看见岸边正进行火化仪式，一具包裹着金盏花的尸体被架在木头上，大火熊熊燃烧。一群少年潜在岸边，等待从骨灰中淘捡首饰，更多的人在河里沐浴、洗衣，生死相邻，平静无扰。

印度人期盼来生的哲学唯有欣赏，对中国人而言，现世为重。34岁时，陆勇收到收到慢粒白血病的诊断书时，问医生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还能活多久？为了活下去，他寻找所有的可能性，联系国外的骨髓库配对，吃过九年中药。格列卫是目前一个癌症患者所能期盼的最优解。为了供他吃药，2005年，父亲在去联系业务的路上出了车祸，经抢救无效去世。事发突然，没有留下一句话。

“如果不是我生病，他也用不着再出去工作。”陆勇说。药使他生，也令他悔。

他终生需要这种药。唯一一次断药，是在沅江市看守所，警察忘记送过来，他停了7天，又开始想那个问过医生的问题。沅江市检察院最终决定不起诉陆勇，认定他没有从格列卫仿制药上获利，且买银行卡的行为“显著轻微”。在近年来数百起代购进口药案件中，陆勇是唯一一个没有获罪的。2015年，浙江金华市人大代表胡芳还根据陆勇案写了提案。

陆勇成为了媒体口中的“药侠”，他喜欢这个称号，并把它用作了微信名。

读了《印度药神》的剧本后，陆勇对其中的人物形象不太满意。剧本里，他成了一个想要赚钱的药贩子，后来良心发现去帮助患者。制片人和他解释，除了审查原因，就是如果实写，人物比较平顺，不太容易升华。

陆勇和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估计，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将迎来药案之后的又一次媒体曝光。届时他一定会解释自己的清白，“我确实不太能接受，因为这样的话跟我形象还是有差异的。”他觉得自己的故事比《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还要复杂，《达拉斯卖家俱乐部》的主人公后来只是受到供药限制，而他自己还经历了司法流程，“要判我，最后抓我过去，要起诉我，最后倒过来峰回路转，最后什么事也没有。”

2014年，刘正琛就从媒体上知道了陆勇。他是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多年慢粒患者。2002年，陆勇患病的第二天，曾给刘正琛发过一封邮件，希望了解他的治疗过程。但刘正琛真正注意到陆勇的名字，是在12年后的新闻上；他注意的焦点，不是对代购仿制药的无罪化讨论，而是那个叫做Cyno的药企。

刘正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药企。他找病友要来了一盒Cyno生产的Imacy，当时里面连说明书也没有。“这个就有点像三无产品了，”刘正琛说。他又给在世界癌症大会上认识的印度医生哈瑞·梅农（Hari Menon）写了封邮件，问他是否知道这家药企。梅农医生回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家药企。”

在新阳光内部会上，刘正琛对病友说，不要吃Cyno的药。但Cyno初进中国市场时，与Natco的药捆绑销售，并请了陆勇做宣传。刘正琛又告诉病友，如果买回来是两种药，就把Cyno的扔了。

“没有没有，”采访时，陆勇立即否认Cyno有过宣传，“想要药的跟它联系（就行）。”我提出有患者看到过宣传活动，他又改了口，“Cyno刚开始的时候来过，就是刚开始它这个要上市，来过宣传的，我帮它组织的病友”，“它的目的很明显，想通过我的影响力帮它推广。”

2011年，Cyno在杭州、苏州、成都和无锡举办过四场推广会，陆勇帮忙组织、站台，正式将Cyno介绍给患者。杭州的推广会上，还请了一位浙江中医院的医生过来讲座，出场费2000元。

根据drugsupdate网站，印度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药企除了Natco之外，还有7家，包括Sun、Lupin等印度排名前十的药企，价格都与Natco相仿。陆勇说，只推荐Cyno的原因很简单，“因为Cyno的药最好”，用的是改进后的贝塔晶型。他说自己看过Cyno提供的原料单，也看过生产许可证，“其他的药我不是太清楚……但Natco的胶囊肯定不是贝塔晶型，它肯定是（第一代）阿尔法晶型的。”

在德里市东南角“无国界医生”的办公室内，我见到了夏利（Shailly Gupta），向她请教如何辨别一家印度药企是否合规。“很难，”她皱起了眉头，这种疑虑的表情，我在后来求证过的所有印度人脸上都见过。夏利解释，印度有些药品的审核是在邦一级政府完成的，药企也可能委托某个生产机构生产，并没有统一的渠道去核实所有信息。她联系了Natco的人，唯一确定的，是Natco的格列卫仿制药也是贝塔晶型。

“没有办法，”尤努斯耸了耸肩。作为药店店长，他给不出什么辨别真假药品的建议。印度药品市场监管松散，据《印度时报》，2014年印度生产的药中25%为假药，假药市场规模在2017年将达到100亿美金，目前还未有权威的药品核实体系。假药可以做到包装逼真，且含有一定有效成分，患者唯一能做的是“去正规的药店买，”尤努斯说。

4月份，我联系到了给刘正琛发过邮件的梅农医生，他曾在著名的塔塔纪念医院工作过12年，如今是班加罗尔Cytecare癌症中心的资深顾问。他向我证实了刘正琛的说法，“我在印度治疗过数千名慢粒患者，但我从未听说过这家药企。”

印度药监局（Central Drugs Standard Control Organization）是位于德里市中心的一座白色建筑，在康诺特广场东边。这里不见游人，很安静，穿着西装的男人们有序进出。在多次写邮件没有回复后，我试图以患者朋友的身份来这里碰碰运气，一位在药监局工作过6年的男人答应帮忙。他打开药监局的网站查了一会儿，又重复了一遍过程，抬起头对我说，“我没找到这家药企。这看起来有点可疑。”

英雄还是商人？

Suraj MalVihar是德里东北部的一处居民区，里面多为独栋三层小楼，门口停放着私家汽车。工作日的午后，小区内很安静，装修的人家偶尔传出几声敲敲打打的声音。Cyno在邮件中标注的公司地址，在小区中央的市场内。

一栋三层的黄色建筑出现在眼前，墙面涂料大片剥落，露出底下的黑色材料。商户门窗紧闭，大幅的广告牌上随处可以见涂鸦，一幅广告牌歪斜，摇摇欲坠。门厅的走廊上，有印度街头常见的体型瘦长的野狗穿过。一个裁缝在院子里架起缝纫机，咯吱咯吱地踩着，他的妻子于一旁帮忙裁剪，他们是这个市场上仅见的商人。

Cyno的地址在建筑的二楼，门框边上挂了几枝黄花，一只监视器在门上方亮着。无论是建筑入口、还是门口，都没有关于Cyno公司的任何标志。

附近一家玩具店的主人是小区居民，在这里生活多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里有叫Cyno的公司，”他告诉我。热心的店主用谷歌了搜索了一下，说Cyno的地址应该在Preet Vihar。

Cyno另一处公开地址，也是它印在药盒上、标注在谷歌地图上的地址，位于地铁站Preet Vihar附近一栋棕红色建筑内。从左侧的楼梯上去，到三楼，可看见一个挂着“Gukka Pharmaceuticals”牌子的大门，里面有工作人员走动的声音。Gukka和Cyno两家公司同属于印度人桑杰，Gukka生产普药，Cyno生产抗癌药。

陆勇与桑杰成为了不错的朋友，每次到印度都会见面。他一早就告诉我，印度药企的办公室都很小，“不像我们中国喜欢空间大的”。

Cyno并不是第一家陆勇寻求帮助的印度药企。2006年1月，陆勇第一次来到印度，是为和了Natco公司的老板见面，希望对方能够把药卖到中国，并且把价格降下来。

在孟买的酒店里，陆勇和Natco的老板和国际部负责人吃了一顿午饭，之后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告诉对方，中国慢粒患者超过百万。“实际上慢粒患者是没有一百万的。他（Natco老板）觉得非常开心，因为中国的患者（数量多），他开心得不得了。”陆勇一笑，将其视作聪明的变通术。

“这个资料不是我搜集的，”陆勇又说，是同行的红十字基金会志愿者提供的数据。

时隔两月，陆勇再次去了Natco位于印度海德拉巴的总部，与对方又见了两次。Natco开始对中国市场产生兴趣，4月份来到中国，想了解市场是否真如陆勇所说的那样庞大。他们去了卫生部和红十字基金会，陆勇在上海给他们引荐了自己的中医。之后，Natco与他再无联系。

“一方面我估计可能生病的人数也没有那么大，他觉得我们提供的信息不准确。另一个方面，它的药也不能通过顺利渠道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是有专利的。特别是他跟卫生部信息中心见过面以后，他们肯定拿到这个信息。他们就不相信我们了。”陆勇说，Natco是上市公司，如果枉顾专利直接卖药到中国，麻烦就大了。

2011年后，陆勇开始推荐Cyno公司生产的药，而Cyno直接向中国患者卖药。陆勇又说，这是Cyno的商业模式与Natco不同。“Natco公司比较大……经销商可能是一千甁、几千瓶这样定的。中国患者的话，每个患者跟他们联系，一个个的话很烦。”

Cyno公司老板桑杰为人低调，在陆勇案引起密集关注的时期，仅在腾讯《焦点人物》中接受过一次电话采访。他在电话里说，“我们公司各种执照齐全，请不要把我们的药当做假药。”

?Cyno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Imacy

4月5日，我在Preet Vihar附近这栋棕红色的建筑里见到了桑杰。他把采访地点定在Gukka楼下的会议室，门口没有标识，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房一样。屋内家具简单，装饰纯白，没有任何文字。

桑杰是印度耆那教徒，身材高大，四十度的天气中，穿一套剪裁得体的三件套西装，左胸口袋里插着叠好的手绢。他谨慎而礼貌，从不详述一个问题，多以短句回答，然后露出一个标准的微笑，嘴角上扬，示意回答结束。

2004年，桑杰接到一个中国人的电话，对方想要一些抗癌药，他因此认识了陆勇。当时Cyno是经销商，主要将药品销往日本，桑杰对中国市场的情况一无所知。陆勇开始给他介绍一些中国客户，从他这里购买Natco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Veenat。

2010年起，Cyno告诉陆勇，自己也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Imacy随后成为陆勇向中国慢粒患者介绍的主要药品。

公开资料中关于Cyno的介绍很少，官网简略，连公司成立时间也没有，首页五段英文中有两段是重复的。据桑杰说，他1984年进入医药行业，1999年创建了Cyno，如今公司能够生产400多种不同品牌的药，年生产100万粒，营业额五百万美元。Cyno主要做出口业务，75%的市场在日本，15%在中国。两国的患者都是通过邮件直接向公司订购，公司把药物邮寄出去，“我们会在邮件里要求他们出示处方，”桑杰说。

桑杰估计，陆勇大概为他带来了几千位患者。慢粒患者需终身服药，Cyno现在每天收到约100封来自中国的邮件，大多数订购的是格列卫仿制药Imacy。印度制药业发达，有数千家药企，桑杰说，Cyno大概能在印度排到前一千名。

“我不做任何宣传，”桑杰说，Cyno的消费者是通过口口相传得来的，“我们只关注药品的质量。”他对与云南药厂的合作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致，强调自己已经五十岁了，对已有的市场很满足，“我没那么急切（I am not desperate）。”

我问他能否在印度的市场上买到Cyno的药，桑杰表示，可以，唯一的问题是得等几天。“在任何一家印度药店，这是可行的。”

事实上，Cyno公司2011年在中国做过宣传，并将自己的药品与Natco公司的Veenat捆绑销售。收到患者的订购邮件后，Cyno并没有提出查看处方的要求。在印度，药店中也无法购买到Cyno的药品。

陆勇案经媒体报道后，向公众普及了印度仿制药的概念。大量新闻以及随后的法律决定、人大代表提案等构成相互印证的链条，让陆勇成为了所有信息的入口，公众对他的信任，也转移到对他所介绍的产品的信任上。云南省工商联办公室主任柳树说，“我去过他们（Cyno）公司，看过它的一些产品。其他的资质、包括它的生产许可证，这些我们没有看过。”

“这个药是陆勇给咱们开辟的一个途径，又有新闻垫底，都是他的正面的声音，你说患者可能会不去选择吗？有几个新患者会有理智去选择正规治疗？”李毅达（化名）说，他是多年慢粒患者，也是2004年陆勇最早创建的慢粒QQ群中的一员。媒体的关注点多在中国药价高上，但并没有注意过Cyno本身。

“其实是漏洞百出的一个表演，但是就有人相信。”李毅达说，许多慢粒患者希望相信一个“横空出世的救世主”，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苦海。他推测陆勇对Cyno的宣传，其中有经济原因，“一句很中肯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商人。”

但陆勇作为开拓者的角色深入人心。“我不管他是卖假药、还是盈利了、还是没盈利，不管什么原因，他也是做了很多年，”王忠良说，他2012年患上慢粒，一度想过放弃治疗，是印度仿制药让他存下希望。“他被抓进去了，关了130多天，最终陆勇事件在央视一直滚动播出新闻，他把我们这个疾病公诸于媒体、公诸于社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4月6日，陆勇在德里的南京饭店庆祝了自己49岁的生日。据患上癌症已经过去了15年，他身体康健，喝了一大杯红酒。月底与桑杰的会面后，他在印度一个多月的行程圆满结束，回到家乡无锡。

印度刚刚进入热季，迎来45度的高温。但无锡正是宜人的春天，有微风，街头宽大的树叶发出哗哗的声音。一个茶室内，陆勇泡好了一壶功夫茶，两个月以来，我们的大多数谈话都伴随着茶氤氲翻滚的热气。

“他们对中国市场还是非常感兴趣，”陆勇笑容满面，说双方初步商定，与云南方面合作的药厂投资规模约一个亿左右，Cyno提出以技术和三百万人民币的投资占股一半，在中国生产仿制药。“如果我们谈成功的话，一方面对中国这个仿制药的促进是一个好处，第二个方面降低药价，第三个方面的话，对我个人也有好处……如果建立一个药企，或者我参与，或者有股份的话，这肯定好说对不对。”去印度之前，他就有此愿景。

我再次提到，在印度的药店里没有看到Cyno的药。“有的，”陆勇突然改了说法，说Cyno公司曾给他发过一个视频，上面显示，药店的货架上有药在卖。但他自己并没有去验证过。“我已经跟它联系了，我怎么还能去药店买呢？不可能的。”

陆勇一直微笑，语速依旧很快，没有任何被质疑冒犯的情绪。他说，2008年时就看到过Cyno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这一说法后来改成2011年），还去过位它于索兰山区的药厂，“在悬崖上面往下去的”，“下面大概有五层”。Cyno给他看过一份在日本做的检验报告，上面显示，100mg送检药品的伊马替尼有效成分为100mg，质量合格。

“你能查到的，我也查过，”陆勇嘿嘿笑着，“我百分之百保证。”

这些材料都是Cyno方面提供的。陆勇胸有成竹，说自己也做过药品检测，2015年时还查证过Cyno的生产许可证批号，“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他用了很多“绝对”，“据我了解他们绝对是有许可证的，没有许可证他们绝对不敢的。”

茶凉了，陆勇没喝，也没有再续。“我只关心它的药好不好。至于它的运作模式，是不是在印度销售，或者只是出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陆勇找出一份2011年私下在无锡大学做过的检测报告，分含量比较和质谱比较两个部分，从图表的峰面积显示，送检药品和对比药品的峰值几乎一致。且这种检测“一天就可以做出来”。

“这不足以说明什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罗元明博士看过检测报告后说。药物成分检测需要多次重复实验及多批次的样品，而且还需要用标品制作标准曲线，比较耗时，这个报告太简单，只是给出检测器显示的峰面积以及质谱TIC峰面积，还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2017年3月底，刘正琛将Cyno的仿制药与格列卫送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检验。5月2日，他拿到了检验报告。报告对比了两种规格的Cyno仿制药与格列卫，每100毫克仿制药的有效成分伊马替尼比例分别约为格列卫的55%和83%（注：该检测仅测试Cyno两个批次的药品，且其中一个批次生产日期较久，存在偏差可能，仅做参考）。

“这种病吧，它不是说你吃了不好短期内能呈现出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江倩医生说，“因为这种病如果不吃这类药也平均生存三五年，个别长的也有十年，药与药之间正副作用很难说。”她曾发表过一份针对949名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服用原研药患者，服用仿制药的患者治疗反应较差。而目前服用仿制药的患者可通过非正规途径获得药源，“疏于规范化管理”可能是重要原因。

陆勇出示了一份Cyno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和两份申请表格。该生产许可由印度喜马偕尔邦颁发，但上面标注的药品种类（other than schedule C,C(1), and X），并不涉及处方药范畴。即便如此，喜马偕尔邦药监局的网站显示，该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2010年3月25日到2015年3月24日，而Cyno2017年1月生产的药品上，仍沿用了这一批号。桑杰另一家药企Gukka的生产许可证号，有效期也已于2015年到期。

这意味着，Imacy不仅在专利和技术上是仿制品，没有得到中国市场的准入许可，它在印度的生产也是违规的。

“这个我不知道，”陆勇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印度的梅农医生表示，如果不具备正规的生产资质，最大的问题在于药品缺乏监管，从而无法保证每批次的品质。我给桑杰发邮件询问，他再未回过我。

每天，陆勇的两部手机不停闪烁，收到将近十位病友托他买药的请求。这些人从网上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说自己不懂汇款、不懂英文，网上写的流程也太复杂了。陆勇颇有些怒其不争，“这些患者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因为你这个病是长期服用的，你绝对不能依赖人家，”他说，“你买个手机都要花半天的时间看看它是不是好的，对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够随便看了十分钟以后，马上就说我搞不懂什么东西。”

本文刊发于《智族GQ》2017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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