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地方官们全都无可奈何。刘彝来了之后，让人在城门的排水口处造了十三个“水窗”。这种装置可以做到江水上涨的时候关闭、江水下落的时候开启。城内的江水倒灌问题，就此得到了解决。曾敏行出生时，距刘彝去世尚不足三十年。曾是吉水人，吉水与赣州同属江西，且相距也不远。他会关注到刘彝在赣州“造水窗”这桩德政，可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
他的这段记载，也很有可信度。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造水窗”，曾敏行并未提及刘彝在赣州还主持修造过“福寿沟”。造福寿沟是一项比造水窗更费金钱和劳力的事情——同治年间仅修缮福寿沟就花了小一年的时间，用掉制钱48万。若福寿沟确是刘彝所为，曾敏行似乎没有略过不提的道理。换言之，赣州自建城之日起，就设有通向章江、贡江的排水口。
宋代人刘彝改造了赣州城的排水口，不等于主持修造了赣州城内的福寿沟。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图：清代同治《赣州府志》中绘制的赣州府城与河流位置示意图将福寿沟与刘彝挂靠在一起，首见于明朝人的无依据揣测。明人编修赣州地方志时，已搞不清楚福寿沟究竟是何人主持修造。嘉靖年间的《赣州府志》，只是照搬了《独醒杂志》，说刘彝在赣州“谋置水窗”，让城市免受江水上涨倒灌入城之苦。
天启年间的《赣州府志》里则说：“福寿二沟，在府城。昔人所穿，以疏城内之水也。不知创自何代。或云郡守刘彝所作，近是。”意即，福寿沟在明代已经存在，但地方志的撰修者们既不知道它修造于何年何月，也不知道主持修造它的人是谁。“或云郡守刘彝所作，近是”一句，意思是“有人说是宋代人刘彝主持修的，大概是吧”。“近是”二字，透露出地方志的编修者没有掌握什么证据，只是靠猜。
总之，要将福寿沟说成北宋的水利工程，说成北宋官员刘彝的杰作，仅凭目前已发掘出来的史料，还远远不够。第二个问题：“赣州古城千年不涝”之说，是不准确的。作为一座建在江边的城市，赣州同时面临着内涝和外涝的威胁。内涝就是城内的雨水无法及时排出；外涝就是城外的江水涌入城中。福寿沟的建造，主要是为了解决内涝问题，也就是明代人所说的“以疏城内之水”。
据天启年间的《赣州府志》，当时的福寿沟宽约二三尺，深约五六尺，用砖砌成，上面再盖上石板或者石条。明代一尺大概是31-32厘米，亦即明代的福寿沟宽约0.6-1米，深约1.5-1.8米。据2015年发表的一份考察报告提供的现场实测数据，残余至今的福寿沟“大多数主沟的尺寸都约为0.8M宽，1.3M高，接近排水口时，尺寸往往放大”。
这些数据与史料的记载大体吻合，深度不如明代主要是淤积的缘故。③显然，福寿沟的设计尺寸，明显要大于今天中国许多城市的排水管沟。这是它排内涝能力比较强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赣州城选址中间高四周低犹如龟背，且城内还保留了大量的水塘——有人依据同治时代《赣州府志》留下的资料，发现城内尚存凤凰池、嘶马池、金鱼池等十余处水塘，也进一步强化了整座城市排内涝的能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有了福寿沟之后，赣州就没有了内涝。相反，在明代天启年间，内涝是赣州城的家常便饭。天启《赣州府志》里说，随着城内居民越来越多，造的房子也越来越多。有些房子就造到了福寿沟的上面，渐渐地这条下水道就失效了，每年一下大雨，“东北一带街衢，荡溢庐舍，且潴为沼水，以水无所泄故也”——因为雨水排不出去，城市东北一带的房子就全被淹了，街上积满了污水。
且因为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哪怕官府出面组织疏淤，也不能见效。地方志的编修者还连说了两句“可惜哉”，来惋叹福寿沟的名存实亡。图：天启《赣州府志》记载的赣州内涝与福寿沟失效因疏于管理而淤积堵塞，进而导致排内涝功能失效，是福寿沟在历史上的主要境遇。康熙年间，有“总镇姚公”自上而下强势介入，赣州遂组织民兵对福寿沟来了一次大整修，将那些被压在房屋底下的水道给弄通了。
但这种畅通是短暂的，一旦来自上层的高压消失，一切又都回复旧态。同治年间，又是在“吉南赣宁道巡道”的施压下，赣州地方官才再次督促本地士绅，筹集巨资、耗费了近一年时间，对福寿沟来了一场大疏通。在这次疏通工程之前，赣州城的常态是下雨即内涝，内涝即污水横流疫病四起。时人称：“春夏之交，雨潦时降，潢污渟集，疾病易生，民患苦之”，“每大雨，街衢庐舍，溢而为沼，民病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