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一些非渔企业加入渔业生产行列，利用雄厚的资金与渔民争夺海域、滩涂使用权，使没有土地的渔民失去了唯一的生活来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有的集体上访，有的结群与外来者争夺海域使用权，引发了群斗群殴事件，近几年在辽宁、江苏和福建等地都发生过此类事件，严重影响了渔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4、在新海洋制度下，世界渔业管理日趋严格。
中日、中韩和中越等新渔业协定生效，大批渔船将撤出传统作业渔场。据统计，上述协定的正式生效，我国将有2.6万多艘渔船、30.45万渔业劳力面临着转产转业的问题，船多海少、人多渔少矛盾将更加突出。所以当前如何确保沿海渔区的社会稳定和渔业经济的持续发展是一个十分现实和紧迫的问题。因此，如何合理利用并积极改善我国近海渔业资源的减少和控制捕捞强度，保护传统渔民的合法权益，增加渔民收入，是事关21世纪我国渔业能否可持续发展，事关我国沿海渔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局。
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建立我国渔业准入制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建立渔业准入制度，明确渔业资源的经营和使用主体，不仅保护了传统渔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且可以从源头上控制捕捞强度，更好的保护渔业资源，同时也丰富和完善了我国现行的渔业管理措施，为我国今后渔业权的建立和实施奠定基础。（二）建立渔业准入制度的必要性建立渔业准入制度是保护沿海传统渔民合法权益，降低和控制捕捞强度，优化资源配置，确保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十分有效措施。
其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一些渔区，特别是那些以渔业作为地方支柱产业的经济停滞不前，还有些渔区返贫现象严重。这是因为渔区缺乏土地资源，经济结构单一化，就业门路狭窄；此外，近海渔业资源的严重衰退和非渔民的大量涌入，更加阻碍着渔区经济的发展和渔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同时，专属经济区制度实施后，受其影响最大，首当其冲的是传统专业渔民，他们世世代代从事捕捞生产，没有其它生产资料和生产技能，转产转业难度很大。相反，一些非渔区的渔业劳力本身拥有土地，实现转产转业相对比较容易。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建立渔业准入制度，明确渔业资源的经营和使用主体，在政策和法律上来保证渔区传统渔民的出路和其经济发展，限制甚至禁止非渔区个人和单位从事海洋捕捞行业，这无论对保护传统渔民这部分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还是提高海洋渔业的宏观经济效益都是有益的。
2、《渔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根据捕捞量低于渔业资源增长量的原则，确定渔业资源的总可捕量，实行捕捞限额制度。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渔业资源的调查和评估，为实行捕捞限额制度提供科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其它管辖海域的捕捞限额总量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报国务院批准后逐级分解下达。
捕捞限额总量的分配应当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分配办法和分配结果必须向社会公开，并接受监督。”限额捕捞规定的出台是我国渔业管理制度的一个重大突破，但捕捞限额总量的逐级分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规定捕捞限额的确定方法、分配对象和具体实施步骤。而渔业准入制度建立后，可以根据准入制度明确的渔业资源的经营使用主体，来确定捕捞限额的分配对象，因此建立渔业准入制度可以为实现捕捞限额制度创造条件。
3、我国现行的捕捞许可制度是我国在8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当时的渔业捕捞生产主体基本上以原有的渔村专业渔民为主，渔业资源的利用主体比较单纯，所以当时出台的渔业许可制度没有关于生产者资格的规定。进入90年代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深化以及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有越来越多农业劳动力下海从事渔业生产活动，渔业资源的利用主体成分也变得复杂了。
因此，渔业准入制度的建立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我国现行的渔业许可制度，实行对渔业资源利用主体、渔船和网具的全面管理，同时也为我国将来确立渔业权制度打下基础。4、渔业准入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渔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保护传统专业渔民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发挥地域优势，体现社会分工的公正、公平和合理性。二、渔业准入制度建立的可行性鉴于渔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其自身的特殊性，世界各国都把渔业管理作为国家的一项职能，通常都运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宣传教育的等手段对宏观渔业经济运行和微观渔业生产活动，进行协调、控制和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