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科学技术司，教育部科技司司长副司长分别是谁

　　NO.1 天河一号(中国) 2570万亿次/秒

　　NO.2 美洲虎(美国) 1750万亿次/秒

　　NO.3 星云(中国) 1270万亿次/秒

　　NO.4 燕2.0(日本) 1192万亿次/秒

　　NO.5 霍珀(美国) 1054万亿次/秒

　　NO.6 特拉100(法国) 1050万亿次/秒

　　NO.7 走鹃(美国) 1042万亿次/秒

　　NO.8 海妖(美国) 831万亿次/秒

　　NO.9 尤金(德国) 825万亿次/秒

　　NO.10 西洛(美国) 816万亿次/秒

　　NO.28 摩尔8.5(中国) 207万亿次/秒

　　NO.35 魔方(中国) 180万亿次/秒

　　NO.68 深腾7000中国) 102万亿次/秒

今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依法依规加强对“高考移民”的综合治理，严格遵守“30个不得”招生工作禁令，全面取消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等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

《通知》强调，全力保障高考工作安全平稳。加强高考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部门协作，集中开展考试环境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加强试卷流转环节全过程监管，确保试题试卷绝对安全。积极稳妥推进高校考试招生改革。精心组织、平稳实施好改革试点，落实好改革完善措施。积极推进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等专项改革。进一步推进减少录取批次改革和高职分类招考。

《通知》指出，进一步促进城乡区域入学机会公平。继续实施“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继续实施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进一步落实和完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政策，依法依规加强对“高考移民”的综合治理。

《通知》要求，进一步严格规范招生工作管理。严格遵守“30个不得”招生工作禁令，认真落实招生信息十公开要求，严格特殊类型招生管理。加大招生违规处理力度，对各类型招生中弄虚作假的考生，除取消其相应类型招生资格外，同时取消其当年高考报名、考试和录取资格。进一步强化高校考试招生信息安全。深入开展招生宣传服务工作。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和《教育部国家民委公安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相关规定，全面取消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等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

从2019年度奖励50人共3000万元，连续五年，到第五年年度颁发奖金总额将为1.5亿元，新的“科学探索奖”将成为我国年度奖金总量第一，这是腾讯公司马化腾先生在《知识分子》主编、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建议后，与多位科学家讨论，得到国家科技方面领导支持，与杨振宁等科学家共同发起的科学奖，它的一大特点是奖励45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今天，腾讯基金会发布消息，科学探索奖首期投入10亿元。

马化腾和饶毅交流，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

《知识分子》编辑部熟悉主编饶毅不时有一些创意想法，北大及其他与饶毅工作的单位也了解。不过我们并未预料到2018年5月3日他在深圳与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会面的结果。半年之后，11月9日，腾讯基金会宣布设立首期10亿元的“科学探索奖”。

一个旨在为青年科学家雪中送炭的奖项，就此诞生。

支持中国的青年科学家，能够有力地推动中国出现卓越的基础科学、先进的应用科学，为中国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原动力，为造福人类提供共享的智慧结晶，这是马化腾和饶毅达成的共识。

今年下半年，腾讯股价高位跳水，大跌40%，又有内部架构大调整，但马化腾调研、咨询、讨论科学探索奖一事始终未停下。“马化腾不是忽悠型、而是实干型企业家，他真心关心中国的发展，相信科学对中国的重要性”。饶毅感慨说，“他对青年科学家的支持，自始至终没有丝毫动摇过，奖金的数量也没有因为腾讯市值缩水而有任何减少。”

此刻，已经有一大批科学家站在“科学探索奖”的身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清华大学教授毛淑德，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华武、邬贺铨、李培根、高文、谢克昌、程泰宁，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十一、施一公、潘建伟，著名数学家张益唐，美国科学院院士谢晓亮，担当发起人；徐匡迪、王志珍、徐冠华、潘云鹤、许智宏等院士专家，出任科学探索奖顾问。

还有一批科学家，即将加入九个科学评审组。每个评审组五位常任评审专家、每年另外两位年度专家，将有逾60名专家为提携支持科学青年捐献时间和专长。

他们，科学家和企业家联手，正在以慈善的方式支持青年科技工作者，发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核心技术，目标是对中国科学有益，对国家有益。

一、餐桌旁的一个建议

“国家对科学人才需求很大，但人员经费有限制，企业和基金会能否与国家互补，不同角度支持青年科学家在国内安心工作？”

5月3日，深圳，腾讯集团总部38楼。饶毅在餐桌上认真地向马化腾建议，发挥民间力量的优势，支持青年科学家。

当天的晚饭吃了两个小时，马化腾才知道，连北大、清华等条件看似优渥的一些青年科学家也面临很大的生活压力。他仔细向饶毅询问，如果设立一个支持青年科学家的奖，该怎么做，支持什么样的科学家，什么年龄、学科，等等。

他最后说：“这件事情我来想一想，找团队跟进。”

饶毅曾撰文介绍全球迄今最成功的慈善家之一——美国的洛克菲勒，他一生捐款资助了很多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今天经济学世界第一的芝加哥大学、诺奖密度最高的洛克菲勒大学，到北京的协和医学院，对科学推动特别给力。

中国从历史上缺乏自然科学传统，也缺乏慈善资助科学事业的传统。在过去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现代科学系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建立起来了。

在饶毅看来，如今国家前所未有地重视科学和技术。在国家管理体系中，科技从教育事业中剥离、独立出来，意味着需要科学技术真正贡献于国家发展，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与此同时，国家已经发展到了人才密集时期，优秀人才回国发展是趋势；而民营和国营经济，都处于需要通过真正的科技创新进一步发展的时候。

而马化腾对于科学的兴趣，广为人所知的，已经不仅是小时候摆弄天文望远镜想当科学家的故事，近年来，他先后参与了捐赠未来科学大奖，承诺3年捐赠科学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900万美元，以及捐赠西湖大学。此次饶毅的提议，正赶上国内热议核心技术“卡脖子”，让他对科学有了更深的感触。

二、中国基础研究面临巨大挑战

在5月26日的未来论坛深圳峰会上，马化腾公开谈到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移动支付再先进，没有手机终端，没有芯片和操作系统，竞争起来的话，你的实力也不够。现在这个时候，大家要更加关注基础学科的研究。

过去，大家更关注实用主义，但是我想所有人都清楚我们不能再抱有侥幸心理，一定要投入更多资源去做基础科学研究。”

马化腾深圳演讲后，腾讯团队很快开始向科技界咨询设奖的建议。

7月6日，关于腾讯设奖的座谈会上，与会的14位科学家来自北京、上海、西安、杭州、深圳、南京，专业背景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天文、计算机以及交叉学科等，年龄分布从35岁到76岁。

马化腾的思路基本明确。“其实，锦上添花的时候可能是大家并不需要的，我感觉反而是雪中送炭——早期、针对人才、特别是有潜力的青年科学家，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持，这方面可能更重要。”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韩启德院士，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贺福初等科学家，对设奖支持青年科学家大为赞赏。

“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驻南使馆被炸，炸醒了我们的军队国防现代化。”贺福初表示，最近中国关键核心技术遭遇各方挑战，也将成为中国科技的历史性拐点，自此之后，中国社会上下，大家都知道必须要靠创新驱动发展，而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教授表示：“民间资金支持中国科学，这个动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和中国科学的发展历史当中，都是很重要的突破。”

原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科学院化学所研究员郭传杰认为，这将是我国科技界近年的“象征性大事”之一，企业支持科学在中国是“开创性”的工作。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邦芬认为，该奖项“将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黄维则表示：“非常感动腾讯在取得阶段性成就后支持科学，这一举措正当其时。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奖的设立，引领中国未来的科技创新，为国家战略创造条件和氛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前所长李国杰评价道：“这一奖项能够起到带头作用，促进更多民间企业家支持科技创新和科学发展，能实现这个目标很了不起”。

三、青年科学家的痛点

“回国后，到底是什么东西限制了你们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一百二十地投入到前沿的、自由的、甚至是冒险的研究里去？”

2018年7月5日，80后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把问题抛给了11位自己相熟的青年科学家，他们来自北京和上海的大学和国立研究所。

“我希望他们给出一个真实的痛点，最终反馈的信息，还是让我有点吃惊。”第二天，王立铭飞到北京，在上述座谈会上分享了自己的调研结果。他是唯一受邀的青年科学家。

马化腾也来了，他侧过头来，认真听这位语速很快的年轻人发言。

“痛点还真不是缺少研究经费。我采访的这批人确实在各自领域做得不错，五年内基本上可以拿到1000万左右的经费，支持他们做前沿的冒险研究”。王立铭说道。

“实际上一个非常真实的痛点是，安家在一线城市导致的生活压力。我把每个人付了多少首付，拿到多少安家费统计了一下，算出来平均缺口大概在200万元左右。尤其是面临这三五年的房价，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王立铭继续说道，“特别大的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跟科学研究是有矛盾的。如果你每天走进实验室，跟学生聊的时候，脑子里还在想这个月房贷怎么还，或者小孩去哪里上小学，这个本质上是无法甩开负担去做前沿的、冒险的研究的。”

“高校确实不太缺钱，科学院其实也不缺钱，它缺人员的费用。我也举个例子。中国的‘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FAST）建设经费十几亿元，但是没有一分钱人员经费。”国家天文台前台长严俊也在发言中提到。

“买得起马，配不起鞍”，中科院院士崔向群2016年就曾向《人民日报》诉说：“为啥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建设大科学装置，却没有配套的人员管理、薪资发放机制？”

而就在上周，一则FAST十万年薪难招人的报道刷屏，再次印证了类似的困境在中国的科研体制里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在座谈会上，马化腾对此深有感触，他谈及一次和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潘建伟的谈话，得知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的团队有一波青年人才很难留得住，却又不知道该用什么模式合作。一方面国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建设的科研平台，青年人才不能完全脱离开，平台的科研经费很多，但另一方面，对人才的薪酬又无法突破。

四、评奖由科学家们“说了算”

从2019年开始，每年将有50位不超过45岁青年科学家获得科学探索奖，每人奖励60万元，连续5年。

“这笔费用由获奖人自由支配”。10月19日，科学探索奖第一次发起人会议，与会科学家最终形成共识。“年轻人可以放心使用，不要再被忽悠捐出去”，一位科学家大声地补充道。

经历半年时间的调研、咨询和讨论，这次会议上也明确：科学探索奖奖励的领域将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和前沿核心技术，包括数学物理、生命科学、天文和地学、化学新材料、信息电子、能源环保、先进制造、交通建筑技术、前沿交叉技术九大领域。

与会专家都希望科学探索奖做出自己的特色：不奖项目，不奖成就，就是奖励人，而且是青年科研工作者，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让有能力有兴趣的人，心无旁骛地投入基础科学和前沿核心技术的研究，帮助中国未来科研发展。

马化腾说，应该更加关注更底层的、更基础性的、可能市场上不感兴趣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核心技术，大家觉得头几年可能根本没法转化成商业价值。这些领域恰恰就是现在被忽视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个痛点。唯其如此，这个奖才能真正让青年科学家沉下心来做自由的探索，从而帮助到中国科研，帮助国家创新发展。

科技部前部长徐冠华当场给马化腾点了一个大大的赞。他说，中国企业家过去支持教育，像香港的李嘉诚已经成为范例，但是给科技的钱很少，特别是给基础科研，给前沿核心技术的更少，因为这是没有利的。马化腾开了一个好头。科学探索奖将带动全社会关心科学的发展，这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是很大的贡献。希望更多的企业家能够有远见来支持这样的事业，把钱用来支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事上来，而不一定非得解决应用。

留给科学家们的问题是：怎样才能选对人，让奖励真正发挥作用？

在中国，这远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们中国的评奖太复杂，每年耗费了多少人力和物力，包括申请人、评审人和组织者，如果为了堵住漏洞搞得很繁琐，就又陷入到中国评奖的泥沼里了，很难办。”一位科学家坦言。

在第一次座谈会上，王志珍院士就疾呼：应该要坚决反对、坚决摒弃我们当今社会里头评奖、评项目当中需要走后门、搞小团体、搞桌子下面那些很不好的事情。好像不去做那些事情，不低下头来，你就拿不到一样。我们要能够做出一种新的、真正讲究科学的奖励来。

候选人从何而来？是通过单位或者社会机构提名推荐，还是个人申报？

一位科技界管理者直言，不要高估单位、行政部门或者是学会、协会的“权威度”，因为这种部门倾向越来越严重，都想推自己的人上去。如果通过行政部门推荐，则很可能让这个奖变成了一顶新的帽子，而且容易论资排辈，搞平衡，从而失去意义。

一番激烈讨论后，提名的标准并未敲定，但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学者个人推荐，不管是院士，还是对青年人更加了解的院系主任、科研院所所长，都应该是他们作为学者身份的个人推荐。

因为，提名的核心就是，谁提名谁负责。这意味着，提名人将用自己的声誉为候选人背书。

“但是也应该允许个人报名。科学探索奖不是甄选院士，是选拔年轻人，而不是到了一定程度再去遴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提出，而且年轻人不一定都认识院士，如果只是提名制，很可能把一些有潜力、知名度不高的人排除在外了。

“个人报名可以，重点要看proposal，写一个好的proposal是最高的门槛。”美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讲席教授谢晓亮表示，一个proposal里的idea很重要，但是一些年轻人的idea很可能是以前跟着别人做的，这就需要甄别，对评审要求就变得非常高。

另外，大家一致同意，对于出现学术道德问题的候选人或者获奖人，都将一票否决。

最终的评审细则将在汇总各方专家意见后，于2019年1月初正式公布。

为保证整个奖项运作，科学探索奖的评审最终突出强调，评审机制、流程和结果，真正由科学家们“说了算”，汇聚学者的智慧、品格、专业眼光和判断，不唯出身、不唯帽子、不唯派系，才能选出正确的获奖人。

11月9日，作为科学探索奖的发起人，饶毅、杨振宁、毛淑德、何华武、邬贺铨、李培根、陈十一、施一公、高文、程泰宁、谢晓亮、潘建伟，科学探索奖顾问委员会主席徐匡迪，分别寄语青年科学家，为国家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为国家引领世界作出重要的贡献。

在第14届柏林开放获取会议上，参会的各国代表听取中国代表介绍支持S计划开放获取的政策。Credit: Georg Botz, Max Planck Society

在刚刚过去的第14届柏林开放获取会议（12月3-4日）上，最引人关注的新闻是什么？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在会议上发布立场声明，明确表示中国支持OA2020和开放获取S计划，支持公共资助项目研究论文立即开放获取，也就是说，这三大机构将全面支持研究论文免费阅读。

这一毫不含糊的态度，赢得了在场多个国家代表的称赞和欢迎。来自欧盟委员会、Science Europe、德国高校协会、德国马普学会、以及美国、荷兰等的代表纷纷用“欣喜、振奋、信心倍增”来表达他们的心情，而S计划的首要架构师Robert-Jan Smits甚至用“一个巨大的惊喜”来形容，称之为“是全球开放获取运动向前迈进的关键一步”。

他们对于中国的表态为何如此激动？要知道，在会议开始前，一些主要的国际出版社的高管曾向欧洲国家的代表表示，中国并不会参与到科研论文的开放获取，甚至在会议之中，这些高管当着中国代表的面也是这么讲。

因此，当中国代表亮明态度，而且与这些国际出版社高管的表述截然相反时，多个国家的代表表示：“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担当和支持，我们有了强大的力量。”

什么是开放获取？中国科技发展为何需要开放获取？开放获取将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将如何实现学术知识的开放获取？

国家科技文献图书中心理事会理事和战略规划组组长张晓林，作为柏林会议参会代表之一，介绍中国科技界与开放获取的有关情况。

撰文 | 张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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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放获取：各国政府和科技界的强烈要求

国际科技界长期以来一直积极推进学术论文开放获取。2003年《关于自然与人文知识开放获取的柏林宣言》就得到全球众多科技机构、资助机构、大学等签署，包括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05年，45名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发表公开信支持开放获取；2007年美国2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25所大学教务长，分别联名致信国会要求支持开放获取法案。

2008年，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全球金额最大的科研资助机构）明确规定，受资助者必须把项目发表论文的最终审定稿在发表后立即存储到NIH的医学知识库ubMed Central进行开放获取 [1]；现在NIH还规定，如果受资助者没有遵守规定，后续将不再予以资助。

现在，支持公共资助项目学术论文开放获取已经成为各国推动科技创新和支持经济增长的战略措施，成为美国、欧盟等多数科技国家的科技资助机构的正式政策。由全球科研资助机构和重要科研机构组成的、覆盖全球科研经费95%和科研产出90%以上的全球研究理事会（Global Research Council），在2013年发布开放获取行动计划 [2]，要求所有公共科研资助机构要实现所资助项目论文的开放获取。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签署了该计划，并在2014年分别发布了所有公共资助项目学术论文开放获取的正式政策[3]，[4]。

欧盟研究与创新部长“竞争力会议”在2016年3月明确提出，到2020年欧盟各国公共资金资助的所有科技论文应该立即开放获取。随后，欧盟地平线2020项目在2017年5月发布了相关资助政策。

2016年3月，德国马普学会联合多家科研教育机构和科研资助机构发起OA2020倡议（OA2020 Initiative）[5]，提出加快推进学术期刊大规模地从订购模式向开放出版模式转变。它提出的主要方法是，在一个科研教育机构保持对一个期刊出版社的订购费的同时，该机构作者在该出版社所有期刊上以通讯作者名义发表的论文立即开放获取，不得再向作者收取费用。这样，科研教育机构通过转移开支，在不增加开支情况下实现自己作者论文的开放出版，而且把支持开放出版与图书馆原有订购支付结合起来，出版社能够保持合理的收入流，还能取消以前由作者支付论文处理费的负担。截止2018年11月30日，已有全球113家科技资助机构、大学联盟、图书馆联盟等签署了该倡议的意向书，包括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上海科技大学图书馆、中国农科院信息研究所、广东科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也包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

2018年9月4日，由欧洲科研资助机构联盟Science Europe牵头组织，欧洲11个国家的科研资助机构和欧洲研究理事会发布了开放获取S计划 [6]，明确要求2020年1月1日起所资助项目的论文必须在合规的开放出版期刊或开放发布平台上以立即开放获取形式发布。S计划还提出了10条原则，包括作者保留论文著作权、为合规的开放期刊和平台建立可靠的服务标准、论文处理费由资助者或大学负责（而非研究人员自己支付）、对论文处理费采取规范制约和价格上限、大学和研究机构及其图书馆必须要将其政策与S计划保持一致、将监测遵守政策情况并对不遵守者予以制裁。Science Europe呼吁所有各个国家的研究资助机构、研究与教育机构、研究人员、学术团体、图书馆和出版商共同努力，建立全面立即开放获取的、高效公平的研究成果共享机制。英国惠康基金会和美国比尔盖茨基金会已经加入S计划。Science Europe在11月27日还发布了关于S计划的实施指南，对计划的执行细节以及曾引起误解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 [7]。

在刚刚过去的12月2日—4日，在德国召开了第14届开放获取柏林会议，37个国家的资助机构、科研与教育机构和图书馆参加，进一步协调推进立即全面开放获取的政策。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努力保证作者保留论文著作权，努力实现论文的全面立即开放获取，努力建立短期的过渡性的转型协议将订购期刊转换为开放出版、而且这些协议至少应不增加成本并在以后随着市场转换而调整，会议代表期待出版社与国际科研界一起共同努力实现论文的全面立即开放获取 [8]。来自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在会议上发布立场声明，明确表示中国支持OA2020和开放获取S计划，支持公共资助项目研究论文立即开放获取，并在会议上驳斥了某些国际出版社关于中国不会参加开放获取、会成为国际开放获取的搭便车者和拖后腿者的言论。

事实已经非常清楚，公共资助项目研究论文开放获取是全球科技界的强烈要求，是支持普惠、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性措施。个别人关于开放获取仅仅是出版界或图书馆的乌托邦的说法是完全不顾事实的。

2. 开放获取：中国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急迫政治要求

当前，中国面临着全社会对知识的迫切需求与知识获取能力严重不平衡不充分的尖锐矛盾。

尽管我国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学术论文数量连续九年排名全球第二 [9]，但是其中85%左右发表在订购型期刊上，这些期刊被各类国际出版社垄断在其数据库中，在中国订购机构最多的国际期刊数据库也仅仅有300余家教育与研究机构。

笔者曾直接调研过多数省级科学院，由于昂贵的国际期刊价格，它们无一订购了常用的国际期刊数据库。

据2017年科技统计年鉴，截至2015年底，我国开展研发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7.4万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为263.8万人年；我国146家国家高新区，拥有82712家企业，生产总值超过8万亿元，企业从事科技活动人员为311.7万人；我国建立了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369家，在孵企业32895家。再据教育部2018年信息，我国有普通高等学校2491所，成人高等学校297所，高职专科院校1321所，全国研究生培养单位830个（2013年数字）。这些企业、高新园区、孵化器、以及大多数院校，都无法合法方便地获取国际期刊数据库或者其中的中国论文。

我国2018年的大学毕业生达到860万，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能够到那300余家订购了国外期刊数据库的机构工作。还有，2018年6月，中国网民达到8.02亿，互联网普及率57.7%。这些都是我国非常宝贵的创新力量，但是，他们当中几乎全部都无法方便可靠及时地获得最新科研知识，甚至不能合法地获取由他们作为纳税人付账的我国公共资助科研项目创造的中国论文！

笔者在担任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期间，曾因为中科院一个研究所向福建一个科技企业提供了少量科研论文而被某出版社以律师意见和停止服务相警告，笔者不得不亲自向这个研究所“施压”停止这种服务。笔者从2015年底担任上海科技大学图书信息中心主任以来，不得不多次拒绝学校所在的张江科技园区高新企业要求学校图书馆提供论文、哪怕仅仅是中国作者的论文的请求，因为根据现在的期刊发表合同和期刊数据库，作者著作权被出版社夺走，学校图书馆签的采购合同只能允许在校园内使用这些数据库。

作为一个以传播知识为使命的图书馆长，我愧对社会，我心滴血！作为一个纳税人，我愧对自己，我心滴血！

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取决于整个社会获取知识和利用知识的能力。中央反复要求，公共资金创造的科研资源应该由社会共享。有些人可能认为，科技创新只是少数聪明人或资源富集者才能做的事，但是，“在互联网条件下，科技创新的泛在化特征更加显现，每一个具有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都可参与创新”。社会知识水平持续增加，网络联通能力大幅度提高，知识研究与实验工具广泛可获取，互联网已经成为最大规模、最强能力和最深积累的公共实验室。

君不见，美国15岁少年Jack Andraka在2012年在教室翻过付费墙读到一篇关于碳纳米管的学术论文，提出用特定抗体覆盖在碳纳米管表面以检测胰腺癌，该方法比现有方法灵敏400倍且便宜27000倍 [10]。实际上，许多在车库或咖啡馆或小厂小所产生的研究与创新，已经成为社会创新与发展的经典。如果还认为只有象牙塔里的研究者才有能力、甚至才有资格看最新科技论文，就不仅是无知冷漠了。

而且，在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下，研究论文及其包含的每一个知识对象（章、节、段、主题、人物、地点、时间、过程、图、表、公式等）都可以被解析、描述、关联、融汇、计算、再组织、再创造，研究论文集合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可挖掘可计算可分析可融汇关联的知识基础，而且利用这种基础及其与各类社会感知信息的有机关联进行智能学习、知识关联、趋势发现、智能研判和询证控制，成为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智能管理基础。但是，在订购期刊模式下，论文版权被出版社控制，数字内容及其数据挖掘权利被出版商垄断，数字化提供给科技界和社会的巨大研究能力和创新机遇成为出版社寻求竞争优势和暴利的手段。在开放出版状态下，作者保留版权，出版内容可以供社会获取、下载、保存、积累并用于数据挖掘。例如，高能物理开放出版联盟SCOAP3机制 [11]中，出版社按照规定向SCOAP3数据库推送论文的XML和PDF版全文，SCOAP3及其联盟成员可以完整下载所有SCOAP3论文来进行数据挖掘。因此，开放出版可以从源头上解放数字化知识内容，将新技术新时代提供的新型能力可靠地还给科技界和社会，从而充分支持全社会充分利用数字知识提升学习、研究和创造能力。

中国要有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真正建立起创新型国家，必须把最新科研成果从少数精英机构解放出来，让知识及其融汇和再能力真正转化成全社会、尤其是各类企业、初创企业、创新性社会机构和已经互联网化的公民手中的创新利器，让我国巨大的创新潜力真正成为强大的创新红利。

3. 开放获取：捍卫数字网络环境下公共经济利益的公正手段

订购期刊论文出版中，出版社要求作者将著作权转让给出版社，即使作者本人要利用自己论文内容（例如其中一幅图），往往也需要得到出版社同意、甚至还要交费。如果作者在复合型订购期刊中发表开放获取论文，作者还需要支付一笔论文处理费，但出版者照样一分不少地收取图书馆的订购费，形成典型的双重收费（Double dipping）。而且，从印刷期刊时代直到现在，期刊订购价格一直高幅度增长，年涨幅往往在7-10%！

这种情形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甚至是非常荒唐的。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到底是谁对论文做出了更多贡献、这些贡献是否合理地反映到期刊出版与使用的经济机制中、是否存在参加期刊内容创造的贡献者的合法权益被掠夺的情况？

我们知道，科学研究多数都是公共资金资助的，是科研人员创造了内容，论文的同行评议也由科研人员免费承担，他们才是论文本身最主要的贡献者。期刊在组织同行评议、编辑论文版式、组织出版发行等方面确实做出了贡献，期刊获得一定订购费来支付成本甚至获取一定利润，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要看到，互联网时代，出版社出版一篇论文的单位开支大幅度下降；反而是许多科研项目越来越需要利用大型科学装置或仪器、大规模科学调查、多团队大规模合作等，资助机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对论文内容的投资和贡献也越来越大，但与此同时他们不得不付出越来越多的钱去把自己为主创造的成果高价买回来！这就像我去买了一套房子，请了个装修队帮助装修，但装修完了后房子却成了装修队的了！

有的出版社强调，他们一直在提高服务能力，例如现在能够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检索等，这种技术进步就值得他们坚持高价、不断提价。但是，在数字信息技术带来绝大多数数字产品功能上升且价格下降的巨大红利时，这红利却远远没有反映到学术期刊价格上，那么这个红利被谁拿走了？出版社的高价格和由此带来的每年两位数利润收益，实际上是一种违背数字经济市场规律的暴利。

有的出版社强调针对中国要坚持高价甚至提高价格，一个原因是当初进入中国市场时采取了低价策略。且不说“当初的低价策略”一直仍然为出版社带来两位数的年度利润率和增幅，中国图书馆界已经在近二十年中一直支付着每年7-10%的订购费涨幅！对中国坚持高价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些出版社老是按照“篇均发文价格”或“篇均下载价格”来“证明”中国支付少了，这是在出版一篇文章后的网络传播与下载边际成本几乎等于零的情况下，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和科研大国生造出来的恶意算计；它不去按照每篇文章的实际生产价格来计算成本和收费，也不愿意像绝大多数数字内容服务商那样使用越多收费越少，而是把中国人多、发文多、下载多、学习勤奋作为谋取暴利的机会，不惜采取限制更多使用的方法来维持高价收费。这既没有经济学上的依据，更不符合数字经济环境的潮流，其实也完全不利于扩大自身的效用与影响。

还有的出版社居心叵测地宣传，实行开放获取将会有赢家和输家，中国现在发文多，而且今后还可能持续增加发文，因此中国应该比其他国家支付更多的费用。这些出版社至少是有意忘记了最基本的经济规律：中国发文越多，意味着中国在期刊论文内容上的贡献越大，意味着中国对期刊生存和发展的贡献越大。这时应该是出版社加大向自己的内容供应者进行支付和补偿了，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个别出版社还威胁，如果中国要求实行OA2020倡议提出的将订购期刊大规模转换为开放出版 [12]，但同时又不肯出更高的价格（“可能让你接受不了的价格”），他们宁可不发表中国作者的文章，宁可中止在中国机构的销售！这种说法只能是赤裸裸的和愚蠢的讹诈，面对已经进入世界中心的中国这样的科技大国，任何企图这样做的出版社只能是在道义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杀。而且，它的那些出版界的“友商”们会非常高兴地看着它从全世界科技信息市场消失、非常乐意来填补竞争性市场的这个空白。

4. 开放获取：日趋健全的高质量多元化信息传播主流机制

开放获取已经得到迅速发展。据DOAJ，截止2018年11月已有超过11000多种开放出版期刊，不仅有eLife、F1000、PLOS、BioMed Central、PeerJ等以出版期刊为主的出版社，也包括订购型期刊出版社出版的开放出版期刊，例如Springer Nature出版的Nature Communications和Springer Plus，Elsevier出版的Heliyon，美国化学会出版的ACS Omega，英国医学会出版的BMJ Open，皇家学会出版的RS Open Science，IEEE出版的IEEE Access，美国物理协会出版的AIP Advances等。2017年在SCI 数据库中已有1298种开放期刊，其中处于SCI一区的开放期刊已有283种，有52种成为所在领域前5%期刊 [13]。而且，几乎所有的订购型期刊都接受复合开放出版。据Elsevier在2017年9月报告，它出版的2200余种期刊中已有1800种接受复合开放出版，它每年出版的开放论文已占年度论文的20%。

部分人对开放出版期刊采取收取论文处理费（APC）的方式不认同。我们承认高质量期刊在组织同行评议、编辑论文、出版和作者读者服务上的贡献和成本，在开放获取下需要向“作者”收费来支持期刊的可持续运行。其实，图书馆的期刊订购费从本质上就是一种“出版费”，没有图书馆们的订购费，学术期刊早就办不下去了。而且，在数字网络环境下，由于“印刷”、“发行”成本几乎等于零，一篇文章的生产价格基于等于全部销售成本，再采取印刷版本时代按照每个订户来收取费用反而不合理了，按篇收费来运营期刊才是“符合经济规律”。

问题不在于是否收取APC，而在于由于缺乏公共利益代表的强力博弈，APC缺乏控制，虚高和暴利屡见不鲜。目前，部分开放期刊APC价格过高，不同类型开放期刊的APC价格还存在明显的不合理差异。例如，复合订购期刊的APC显著高于商业出版社的全开放期刊APC，而后者又明显高于纯开放出版社的期刊的APC。同时，APC直接向作者收取，居于弱势的作者缺乏博弈能力；APC经费主要来源于科研资助经费，又使部分作者对价格的敏感度不高，但实际的最后支付方（资助机构和科研机构）却因为没有直接介入APC支付过程而无法参与APC价格博弈。另外，APC定价机制不透明，部分规模大影响力大的出版社垄断定价权，致使APC价格不合理地虚高，还存在出版社任性涨价的风险。更不用说，复合期刊本身既收取订购经费、又在作者选择开放发表论文时收取APC，明显存在双重收费。另外，现行APC支付机制主要是作者个人向出版社支付，每次支付都是逐篇进行，对作者和机构都带来大量的管理负担。科研人员日益希望由资助机构和科研机构直接资助开放出版APC，但其实公共资金已经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学术期刊出版，包括源头上的科研项目经费、各个机构雇佣科研人员的经费、图书馆文献订购费、以及专门资助开放出版APC的经费，但是这些经费没有有机整合，既不能直接支持科研人员支付APC，还难以形成合力来有效控制APC市场。

即使直接支付开放出版APC，相当数量的重要科研成果仍不能开放获取。历史上学术期刊的主要出版形式是订购模式，其中相当数量期刊在长期努力下取得了较高的学术影响力，成为高水平学术成果发表和传播的重要平台。但多数这类期刊目前仍采取订购模式，致使相当数量的重要科研工作仍被锁定在付费墙后面，无法开放获取。非常有必要把原来的订购经费盘活来支持订购期刊向开放获取转变。

部分人对开放出版中的质量控制存疑。确实，在开放出版发展初期，一些不良厂家打着开放获取的幌子出版了一些欺诈型期刊。但一方面，欺诈型期刊或者质量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开放出版期刊，例如我们最近熟知的一些严重撤稿事件倒是发生在订购性期刊或会议录身上。另一方面，随着开放出版的发展，出版界逐步建立了质量管控机制和行业自律机制，例如规范的开放出版期刊也普遍采用同行评议机制、普遍遵守期刊出版道德委员会（COPE）的原则与指南 [14]，开放学术出版商协会（OASPA）[15]和开放出版期刊目录（DOAJ）[16]也建立了行为准则和遴选原则。不过需要指出，欺诈性期刊曾经的猖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共利益代表在博弈制衡中缺位或软弱，纵容了不良出版行为。尽管公共资金支撑了整个学术出版市场，但没有任何一个公共机构“有直接责任”去揭发和阻止欺诈性期刊，欺诈出版就一路狂奔而无阻无拦。这主要不是它们坏，而是我们并没有主动想办法去约束，以维护公众利益。公共利益如果不参与市场的博弈和制衡，要让缺乏学术出版专业知识和精力的作者们来识别、调查、规避和抵制欺诈型期刊，这本身就是不作为、不负责，造成本来使学术出版赖以生存的公共资金却没有去对学术出版市场进行监管治理。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种统筹公共资金、协调公共力量、对学术出版市场进行引导、监测和制约的机制。

5. 开放获取：中国的国际责任和国际影响力

中国已经在国际科技信息利用和科技论文出版上成为大国，中国已经长期享受了国际科技界开放获取的巨大利益。尽管诸如中科院和基金委都已经发布了开放获取政策，但中国常常被部分出版社描绘成国际开放获取的搭便车者、甚至绊脚石。

就在前几天的第14届开放获取柏林会议上，当着中国参会代表的面，某个主要国际出版社的高管公开告诉欧洲国家，“世界发文第一的中国并不会参加你们的计划”；另一主要国际出版社的高管也说，欧洲在科技论文出版上只占少数，“那些出版多数文章的国家还没有要像你们这样做，它们不会提出像你们这样的要求”。会议上，来自意大利资助机构的代表告诉笔者，就在前一星期，一个重要出版社的代表明确告诉她，中国人不会参加开放获取。我还记得，在英国议会就开放获取的Finch报告听取意见时，一个出版社代表坚决反对，理由是中国和印度不会开放它们的论文、只会占英国的便宜，英国不能吃这个亏。就在去年，某国际著名出版社还提出，欧洲的公共资助项目论文应该只在欧洲内部开放，言下之意就是不要让中国等占便宜。

因此，在第14届开放获取柏林会议上，当来自中国的代表们一一表态支持OA2020倡议和开放获取S计划后，来自欧盟委员会、Science Europe、德国高校协会、德国马普学会、以及美国、荷兰等的代表都说，“出版社一直告诉我们，中国不会参与你们的开放获取，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担当和支持，我们有了强大的力量”，可以用“欣喜、振奋、信心倍增”来描述各国参会代表对中国表态的态度。

其实，如前所述，中国政府和中国科技界一直在积极支持公共科研资源的开放共享。之所以能被部分出版社抹黑和被其他国家误信，确实也与我们的参与度不高、措施不力等有关。笔者希望，除了中科院和基金委外，其他的科技资助和管理机构、国立科研机构、高水平大学等也尽快出台支持公共资助项目研究论文开放获取的正式政策，也鼓励自己辖下的图书馆签署OA2020意向书。笔者更希望，我国的科学家和科研团体能主动呼吁、参与、推动开放获取。

正如曾在2010-2018年间担任欧洲委员会研究与创新总干事、现任欧盟开放获取特使的Robert-Jan Smits先生对笔者提到，“中国使这次会议成功，第一发文大国 [17]理应在开放获取上发挥第一等的作用，我们寄希望于中国力量，相信中国的参与将使国际开放获取成功”。

6. 开放获取：主体责任者们，请行动起来

当《自然》记者采访笔者时问道，“你认为中国什么时候会有推进公共资助项目研究论文立即开放获取的实际措施”，坦率地说，我犹豫了。我相信我国政府一直在推动公共科研资源开放共享，我参与了并相信这次参加柏林会议的几个机构的明确表态，但我也理解要把原则变成具体政策、把政策落地为具体操作措施、把具体措施做实做严做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且还不是这几个机构就能做成的。

这些从根本上讲应该是国家科技管理部门、教育管理部门、科研资助部门、各级科研与教育机构的本职工作和绩效检验，也是每一个科研工作者的政治与专业责任。笔者希望，与此相关的主体责任者们政治上勇于担当、政策上主动行动、行动上积极协调、措施上能做就做能做先做，让中国科技界和人民尽快享受科技成果开放获取的利益。而且，我们需要尽快行动，一方面不能成为国际科技界争取在2020或最短时间实现立即全面开放获取的拖后腿者，另一方面不能让某些出版社趁我们没行动就先行尽量涨价到一个他们满意的水平再来和我们谈，我们需要防范于青萍之末、取胜在渡半而击。

具体讲，可以充分发挥我国体制特点，通过公共增量财力、甚至包括调整部分存量财力，通过政策、投入和管理杠杆，统筹要求、调动和监督所有得到公共资助的科研教育机构及其图书馆，向出版社以及资源集成商提出OA2020模式的转换要求，将期刊订购费转换为开放出版社，在暂时保持订购经费不变的情况下，要求本机构通讯作者发表在所订购期刊上的论文立即全面开放获取，同时通过集体谈判机制有效调控开放期刊APC价格并优化支付机制，而且积极参与到国际开放获取基础规则制定和基础设施建设中。

可以理解，部分机构会有“高产出研究机构为全社会买单”的疑虑，其实这种“疑虑”即使是善意的，也是对研究机构社会贡献机制的严重误解。研究机构从社会获得公共资金开展研究，目的是促进研究得到的知识在社会广泛传播和应用，因此它们恰有义务和责任让社会获得和应用自己所创造的知识，开放获取是帮助它们更高效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利己的“正向收入”，也是它们对社会投资的重要回报。况且，一般情况下，越是研究产出多的机构，获得的公共经费就越多，这样的责任就更大。

还有人会对开放获取对图书馆的影响感到担心。笔者作为多年的图书馆长，坚信这对图书馆更多的是凤凰涅磐的机遇，这也是笔者所在图书馆的经验。开放获取正好把图书馆从采购和书库中解放出来，深化个性化的知识服务，为所在机构做出真正的和更大的贡献。

另外，开放获取是否会对本土中文期刊带来影响？会的，它们也得走开放获取的道路，而且不能让某些只做文章搬运工的厂家舒舒服服地赚大钱。不过，从笔者多年也从事科技期刊编辑的经验看，本土中文期刊的核心问题是学术质量和学术道德，倒正好借开放机制倒逼它们的改革，科学办刊、诚信办刊、高效办刊，创新和发展知识内容生产、组织、传播和利用的机制。

中国需要开放获取，世界需要中国的开放获取，只有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我们才能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保驾护航，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中国正能量。全国和全世界都看着我们呢！

作者简介

张晓林，2004-2015年担任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目前担任国家科技文献图书中心理事会理事和战略规划组组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兼任上海科技大学图书信息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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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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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科研机构保持原订购费，该机构作者以通讯作者发表在该出版社期刊的论文立即开放获取并不向作者收费。

[13]龙艺璇：基于SCI的开放期刊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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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注：按Scopus数据库2017年数据

制版编辑 | 皮皮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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