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又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写道：“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在当时的中国，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原因，对于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能够高屋建瓴地做出这般认识的，李大钊当属第一人。
1919年秋天，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连载《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长文。他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为了写好这篇文章，他不仅力所能及的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还从河上肇、桑巴特、布丹氏等人的著作中多方取材，下足了功夫。
比较他所推崇和主要借鉴的河上肇学说，李大钊更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很多欧美学者觉得马克思主义有缺陷，有内在的矛盾，因为一方面，马克思说经济基础有发展余地的时候，不能变更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他又要求通过阶级斗争人为地改变生产关系。相比于阶级斗争，河上肇更取向于经济基础决定论。李大钊误以为河上肇介绍的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批判马克思学说有“应加救正的地方”，有时代局限性，并提出：“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
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等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其实，李大钊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正是被河上肇等人所曲解了的地方，而李大钊提出的“灵肉一致的改造”，不仅不是对马克思的“救正”，其本身就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
随着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了解，李大钊逐渐意识到，只是喊几句青年万岁、一切依靠青年的口号，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青年要和工农相结合，才能做出事业来。当时，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工厂。而看得懂《新青年》文章的人，大都是生活在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李大钊对这种现象有较直观的描述：“现在有许多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总是希望那位大人先生替他觅一个劳少报多的地位。
那晓得官僚的地位有限，预备作官僚的源源而来，皇皇数年，弄不到一个饭碗。这时把他的青年气质，早已消磨净尽，穷愁嗟叹，都成了失路的人。都市上塞满了青年，却没有青年活动的道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到底是都市误了青年，还是青年自误？到底是青年辜负了农村，还是农村辜负了青年？这要我们青年自己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