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代，虽然策问的地位几经变化，但始终具有重要性，发挥着决定去留或者至少是定等分高下的作用。有研究者指出：宋初至嘉祐时期，策问一直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但其重要性尚不及诗赋。自嘉祐时起，策问和论逐渐超过诗赋，成为了衡文去取的首要因素。神宗改革贡举后，考校的原则为“经义、论策通定去留”，策问失去了作为衡文去取主要依据的地位。
元祐分科之后，试策始终处于定等分高下的相对次要的位置。宋代科举对于时务的重视也反映在了当时书籍的刊行上。宋代的出版业进入了一个相对发达的时期，而何种书籍流行会受到科举考试的影响。由于宋代科举的内容相当广泛，不仅考察经义和诗赋，还重视考校士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读书人了解种种客观规律，掌握各种自然及社会知识，所以，当时那些百科全书式的类书在宋代书籍市场上非常流行。
这些类书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各个领域的社会知识及自然知识，从帝王世系到草木鱼虫无所不包。其他与科举有关的用书，如律令、兵法、医学、书画、历算等刊本也有很多。宋代流行的书目反映了当时的科举考试对于时务的重视，也表明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研究各种自然、社会知识。明代科举则与宋代科举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是否重视时务上。
看上去明代科举也兼顾了经义与时务，如乡试、会试皆考三场，第一场考四书五经的经义，二场考论、判、诏、诰、表等公文的写作，三场考经史时务策等，殿试也只考策问。而且明太祖朱元璋清楚地认识到官员必须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明初取士必重实学，具体而言就是尊崇二、三场所试的论、表、策等，有的士子虽经义不佳，但如果论、表、策等答得好，一样可以通过考试。
但是这样的取士原则并没有贯彻下去，早在永乐年间，官方编纂了《四书五经大全》，已经开始限制科举考试内容，于是科举考试出现了由兼顾经义与时务逐渐转向只重视经义的趋势，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最后随着八股文的成熟，科举考试演变为独重四书五经，以至于顾炎武感叹说：（《四书五经大全》颁布后）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
明代科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成化、弘治以至正德、嘉靖时期，专门表达对四书五经经义理解的八股文发展成熟，进而出现了专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理念和考试方法。八股文的特点是写作者不必有自己的思想，只要严格按照八股文的格式阐发四书五经的经义即可。明代科举考试由重经义到唯八股一途取士，造成了实际考试中偏重首场的倾向，考官只看首场的八股文写作，二、三场的考试沦为无足轻重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