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这类舞台对他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的训练和提高都是大有好处的。其他方面的特长展示也是如此，经常登台的孩子性格都会开朗大方很多，也会更加愿意表现自己。未来的社会更加青睐敢于表达和勇于表现自己的复合型人才，这对于孩子长大以后参加工作都是很有益处的。再有能力有水平也要能发挥出来才行，那种”茶壶煮饺子”类型的人是不会有太多的机会的。
传教士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以前，经常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做了那么多坏事，为什么我们还要去信他们的宗教？”后来所接触到的有关传教士的内容也基本都是负面的，如“传教士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马前卒”、“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基督教是“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等等。在某年的10月1日罗马教廷将一百二十名在中国的天主教的“殉道者”册封为“圣徒”，我们的报纸就直接指名道姓的抨击这些“伪圣者”，对这些在中国横行乡里、欺凌百姓，让人民在反抗中死于非命的“伪圣者”们，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真实面目。
这篇文章虽然是抨击天主教的，但在国人心中，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是没区别的，他们都是一丘之貉。事先说明，本人不是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教徒，看到这个问题后，我想用客观的事实依据来阐述传教士在中国所做出的行为。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在华的行为肯定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但如果全盘否定他们在作出的价值，就有失妥当。
在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科技、医药及社会服务等做出的贡献都是有历史可考的。凡是对这方面历史做过研究的人，都不会将其全部抹灭。（文章较长，还请耐心观看）。语言和文字的通俗化在旧中国时期，通用的文字是文言文，与平常百姓的口头语相差很远，如果没有长期学习，基本无法正常的阅读和写作。
那时候的老百姓百分九十都是文盲，这看似是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的结果，但艰涩难学的文言文也是一大因素。传教士们为了让平常百姓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接受福音，便将书面语言通俗化（把文言文翻译成通俗语言），他们用最通俗的语言来翻译圣经，撰写福音单张，而这是在以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前半个世纪的事。（马礼逊）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他的助手们，翻译和编印了许多讲解基本信仰的通俗小本子，免费发给中国人，后来许多传教士也效仿这个方法。
如中国第一位牧师梁发所著的《劝世良言》就在当时影响了很多人，就连后来的洪秀全也是在这个小本子的影响下，发起了“拜上帝会”。1860年，有一百万份的福音单张分发出去。1890年，将近两百万份单张分发。1905年，增加至三百七十万分福音单张。 这些小册子不只是传播了福音，同时也起到了推广通俗文字的作用，扫除文盲，提高了基层百姓的知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