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强盛，太祖年间先是收复了沦陷400多年的燕云之地，将蒙古人赶回了老家，随后几次远征彻底捣毁了元廷，使得蒙古分裂。成祖则五次远征一次次打击鞑靼、瓦剌等蒙古各部。而后虽然遭受了土木堡惨败，但大明对蒙战争始终保持着防守优势，可并没有彻底消除蒙古的威胁。明中期后力量衰弱，明朝廷对于蒙古各部处于全面防御态势。
在北方，明朝还建立了一整套防御体系，并以封王、通贡、互市等手段，牵制蒙古诸部。明朝边防的重点是对付北方蒙古势力的威胁。从洪武初年开始，太祖就着力经营北方，派重臣加以镇守，并且将自己能征善战的儿子分封在北方。明成祖朱棣更是考虑到蒙古各部的威胁，将国都迁移到北京，开创了“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统治新思路。
明朝在弘治年间时，为什么要取消关外卫所建立的关内九大镇呢？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蒙古人被赶回了漠北，但蒙古人死心不改，他们觊觎于中原，一直想要打回来，朱元璋为了防御死性不改的蒙古人，就设立九大塞王，“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敷险隘，控要塞，佐以元戎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到了朱棣时候，他为了打击藩王势力，就将塞王迁回内地，于是九镇便孕育而生。
当然，九镇并不是在弘治年间建立的，而是经历了不少的时间，到弘治年间完成。明朝的万里长城东起丹东的鸭绿江，西止祁连山下的嘉峪关，绵延万余里，明朝便分九个区域管辖，每“边”为一“镇”，被称为九边重镇。朱棣削弱了塞王后，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设山西、固原两镇，是为九边。
从明成祖朱棣起，九镇历经洪熙、宣德、景泰、天顺、成化各朝,至明孝宗弘治年间设置完成，在嘉靖时，于北京西北增设了昌平镇和真保镇，万历年间又从蓟州镇分出山海镇，从固原镇分出临洮镇。明朝建立九镇的目的，就是为了防御长城外的少数民族，构建一条北方防御线。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屯田制度废除，九边就逐渐荒废下来，当女真族起来威胁到明朝安危时，九边防线对女真毫无抵御能力，女真照样能突破防线，但关宁防线对其还是有防御作用。
为何清朝总忙着“平定西北叛乱”，而明朝西北似乎“安定”许多？
明朝的西北当然安定，因为明朝压根就没西北。明朝对西北的控制，长期龟缩在哈密卫以东和河套以南。即便偶有突破，也会很快被怼回去。先说哈密卫。明朝于永乐初年在嘉峪关以西建立了包括哈密卫在内的关西七卫，其意在于保住河西走廊的通道，进而控制西域，牵制蒙古势力。但关西七卫基本上都是通过册封当地蒙古贵族而来，差不多都是履行个册封手续就完事，明朝甚至在这些卫所没有驻军，也并无实际控制力，不过做些调停工作而已。
即便如此，随着瓦剌的崛起，关西七卫也开始心怀异志，成了骑墙派。后来虽然瓦剌衰落，但吐鲁番又开始崛起，与明朝反复争夺哈密卫。从成化年间开始，哈密卫就一直成为明朝与吐鲁番之间反复拉锯的场所，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情形屡见不鲜，明朝始终无法真正在哈密站住脚。到正德年间，哈密卫彻底被吐鲁番拿下，关西七卫随之树倒猢狲散，明朝在西北边界就此局限在了嘉峪关，再也没有西进的力量和信心。
再说河套。明朝自太祖、成祖时期，对河套的基本方略其实就是偏重于守，即依托于长城和长城北部周边的一些边镇，包括后来形成的九边体系，去防御蒙古势力。即便是太祖和成祖这二位明朝最具开拓能力的皇帝，也很难彻底控制河套。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四年设置东胜卫，企图控制河套，但一年后就撤回大同。洪武二十六年又卷土重来，设置东胜左卫和右卫，但到永乐初年，朱棣又将这两个卫所内迁至卢龙和遵化，基本上是放弃了对河套的控制。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再也没有进占河套的能力，只能靠被动防守，主要的行动就是筑边和捣巢。筑边其实没多大效果，因为明朝的边墙体系是沿河套南部修的，基本上把大部分河套，包括黄河，都扔给了蒙古势力，蒙古势力平时在此放牧，一旦有事，就会以河套为跳板，攻打明朝的边墙体系。而明朝这边，维持边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加之对方可以集中兵力找到漫长边墙的任一一点发动攻势，明朝自然疲于应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