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刘邦的成功，不是他一个人的成功，而是一个集团的成功，即刘邦领导下的沛丰集团。朱元璋出场，完全可以说开局一个碗、地盘全靠打。明太祖的最初起点，低得只能求生存。为了生存，他先当和尚、再去流浪，然后又当和尚，最后才被裹挟进元末农民起义。赵匡胤有义社十兄弟、刘邦有沛丰子弟兵，而明太祖朱元璋身边有谁？打仗亲兄弟，朱元璋却连个血亲兄弟都没有。
他父母早亡，三个哥哥和几个堂兄弟先后死去。父系一辈，只剩下侄子朱文正跟他相依为命。后来，朱文正也死了。等大明一统的时候，朱元璋除了一群儿子，就是个孤家寡人。但，最艰难的，还不是起点低，而是时代问题更复杂、斗争态势更激烈。你从哪几个角度来分析秦末乱世，都只有一个时代问题，那就是怎么干废贵族。只要干废了贵族，平民集团就能坐稳天下。
西汉朝堂，从皇帝到大臣，几乎清一色的平民出身。战国到西汉，完全可以认为是一个平民崛起而贵族没落的时代。各种机缘巧合，使得刘邦正好触摸到了这个大势，然后跟着这个大势一起走就行了。五代乱世，问题要复杂一点儿，因为有两个：一是沙陀人和契丹人，这掺杂了胡汉融合的问题。但是，辽太宗耶律德光之后，契丹人就算自废武功了。
沙陀人，也就是沙陀军事集团，可以认为是一伙山西军阀。所以，将其归类为另外一个问题，更合适。二是藩镇军阀割据，即怎么处理央地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从安史之乱一直延续到五代乱世。五代乱世，就是一直在解决央地关系这个主要矛盾：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朝堂，到底怎么才能干服地方节度使。解决了这两个问题，长命的大宋王朝也就可以长保国祚。
但是，元末呢？最大、最头疼的问题，就是蒙古人大元已经有了将近100年的国祚。朱元璋要开创统一王朝，怎么也不能忽视蒙古人。正是因为蒙古人的统治时间太长，所以自秦汉以来的王朝正统性已经遭到了瓦解和破坏。于是，这时候的问题是：朱元璋要打什么旗才能凝聚起最基本的政治共识？刘邦造反，反秦朝、反秦法就够了。造秦朝的反，这就是政治共识。
赵匡胤不能叫造反，而只能叫兵变。兵变已经成为五代乱世的程序正义。“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耶”。老赵兵强马壮，老赵就是正义、老赵就当皇帝。那朱元璋呢？开始，只能用宗教手段凝聚政治共识，即“明王出世，普度众生”。于是，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而朱元璋也被裹挟了进来。可以说，这就是另一场黄巾起义，只不过由黄巾换成了红巾。
然后，就是起义军之间的江湖混战，宗教不管用了，那就强者定章程、“枪杆子出政权”。这就是另一场五代乱世，南方一众“军阀”上演了国战级别的大乱斗。然而，大元朝竟置身事外了，看着这伙人死命斗。这也算一个奇葩。最后，才是解决蒙古人的问题，朱元璋誓师北伐。北伐大元的时候，又要打出一面新的大旗，即“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这就是另一场刘裕北伐，“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刘裕北伐功败垂成，而朱元璋北伐却成功了。就这个过程来说，朱元璋必须完成三个认知框架的切换。第一，宗教的认知框架；第二，军阀的认知框架；第三，华夷的认知框架。这种认知框架的切换，最能考验领袖人物的认知水准。也就是说，你只有智商够，才能在三个框架间切换自如；你只有格局够，才能在每一个框架认知中坚定执着。
陈友谅、方国珍这伙人，从宗教升级到了军阀的框架，然后也就到此为止了。而张士诚最不成器，对元朝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朱元璋则成功实现了三个认知框架的快速切换。而之后，他还规划了大明276年的历史脚本。老朱不仅能上马打天下、下马治天下，而且还是个制度设计的高手。朱元璋的履历，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忍辱求生，为了活着，老朱当过和尚、做过乞丐；第二个阶段是步入正轨，朱元璋实现了士兵到将军的华丽转身；第三个阶段是登峰造极，从一方诸侯硬是干到了九五之尊；第四个阶段是开创历史，以一己之智规划了整个大明帝国。
第一个阶段，没啥可说的。大元朝的制度设计要多粗糙有多粗糙，完全管不了中原这方土地。而通货紧缩导致经济危机，大元江山风雨飘摇。再加上气候异常、灾害频发，大元朝彻底回天无力。这时候，朱元璋同当时的所有人一样，全部的人生目标就是能够活下去。第二阶段，纯粹的业务表现。公元1352年，朱元璋加入了郭子兴的农民起义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