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后来，历代学者研究《山海经》的不少，对刘歆所说的作者，臧否参半。不过，近代学者基本不认同这个说法，几种有代表性的见解如下—— 1，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卫挺生，在《山经地理图考》一文中说，《山海经》是邹衍为“巨燕”时期的燕昭王制定的地理勘察纪录——邹衍是《山海经》作者。他又在《燕昭王之（大帝国）巨燕考》和《驺衍子今考》中做了进一步论证。
2，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认为，《山海经》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古籍，他写了《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做论证。 3，台湾学者史景成认为，《山海经》是楚国史巫之官在国势日衰、臣主共忧的局势下，应运而编纂之书。他写了《山海经新证》。 4，在这些人之前，清末的大学者郝懿行的观点很值得重视。
他为郭璞所注《山海经》作了详细笺疏，并认为：“周官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土训掌道地图道地慝（tè）；夏官职方亦掌天下地图；山师、川师掌山林川泽，致其珍异；邍（yuán）师辨其丘陵坟衍邍陉之名物；秋官复有冥氏、庶氏、冗氏、翨（chì）氏、柞氏、薙（tì）氏之属，掌攻犬鸟猛兽虫豸草木之怪蠥（niè）——他的意思是说，周朝官府中有各种各样的职官专门职掌天下舆图的档案资料，包括了中国境内的山川地理、动植物产及地下矿产、名山祭典、远方边裔的情状等等。
《周礼》中，专门记载了邍、翨、薙这些分管官员的名字。 五，前面说的这几种观点，皆有其依据和考证。综合起来，确定《山海经》由谁创作是可以令人信服的—— 1，《山海经》成书之前，其内容已口头传播了相当长时间；正式调查纪录形成文字的，应为周朝王官，或诸侯职官，其中史巫亦为重要人物；其后，历经邹衍及其后学，包括史巫、方士之流秘观、改编；并且在形成系统文字过程中，与楚国有关。
2，《山海经》所包含的如此广博而深入的地理资料，不是邹衍或者他带领的燕国探勘队所能完成的；也不是居于南方的楚国史巫能深入各国、远方及外围可搜集到的。天下土地的地图、九州海外的舆情，只有周朝中央政府的世袭王官，才有可能保存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至少《山海经》里的《山经》部分，是周朝珍藏的舆图资料——首先，《中山经》部分，以河、洛京畿为首，那是唐虞夏历代都城所在，也是周朝政治中心，为天下之中，非一般人能够进入并掌握其舆图；从书中可知，纪录《北山经》、《西山经》，是自京洛为中心向北、向西放射性展开调查纪录。
其次，书中记载的祭祀诸山区图腾神的祭仪，皆与《周礼》中的祭名、仪式相一致，显然是由中央职司祭祀的司巫，率领巫师集团担任，不可能出自诸侯国某些人之手。 再次，对于周朝的远方边裔，是需要“任土作贡”，向周王室“书面报告”，再由周朝职司贡职的官员整理所贡舆图予以保存，周王室靠此掌控海内外舆服情形。也正因为各地域分由不同职官纪录整理档案资料，书中不同部分，才有不同文笔、不同方言的歧异情况。
3，后来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逐渐强大，慢慢也有了掌握更多地理舆服情况的需要，且各自的行政班底日益完备，也有人开始职掌纪录地理舆服，于是出现巨燕、大楚从自己角度的记载。因此书中甚至出现以“西周”为称呼的字样。这样的内容，应为诸侯国纪录的国家档案。 4，古中国具有东、西两大神话体系，在《山海经》中俱备——炎、黄原发祥于西北，再向东发展，由此保留了早期西北的神话资料；东方滨海夷族，帝俊系统的神话资料是另一大宗，书中占了不少比重；另外，周朝统一后，殷商文化并未彻底沦没，书中保有其部分资料；还再加上南方之楚，成为重要一系，也拥有丰富的神话资料载于书中。
《山海经》体现的这种神话体系纷然并陈的现象，一方面表现了非由有能力的政府一级而无法搜集；另一方面也说明聚集本身是一个过程。 （王子朝奔楚）六，近些年来，关于王子朝奔楚对春秋战国时期的重大影响，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王子朝，是周景王的庶长子，深受宠爱。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未及立王子朝为太子而去世。国人拥立周景王嫡长子姬猛为王，王子朝击杀姬猛自立为王，后晋国攻打王子朝，而拥立姬匄，是为周敬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