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为什么不让民军去抗金？
这个提问是不对的，而下面的回答直接就是顺着这个问题说下来的，更是一错再错，误导读者。事实上明末的时候，尤其是崇祯十一年后，明朝通过招抚的手段成功的让部分起义军为自己效力，进入了明军的行列，而这些起义军被招抚后，经过裁汰改编迅速投入了对清军的作战，史料明载，这是毋庸置疑的，二话不说上例子。就比如说白广恩，他是在崇祯初年加入农民军反明的，后来被洪承畴率兵干服，在平凉率部降明，降明后靠着农民军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官袍，节节高升，被明廷授予蓟州总兵。
以上是他的发家史，再说说我从史书查阅的他和清军战斗的记录。在崇祯十一年，清军第六次破塞入关，白广恩部隶属于孙传庭麾下，随孙传庭去勤王抗清，在崇祯十二年三月的太平寨之战中，白广恩表现英勇，右腿被清军弓箭射中，受了很严重的箭伤，“若副将白广恩，右腿箭伤刺骨”。松锦会战的时候，白广恩是八总兵之一，在洪承畴麾下对抗清军，据《国榷》记载，8个总兵就白广恩、马科、吴三桂表现最好，“承畴虽统八镇兵，仅白广恩、马科、吴三桂敢战”，当然松锦会战明军一败涂地，白广恩也和吴三桂、王朴他们脚底抹油而去，被明廷贬官。
崇祯十五年，清军第七次破塞入关，与清军战于龙山口，又小胜一场，这不是我瞎编，这可是清朝官方史料记录的，应该不虚，“俄，战龙山口，稍有斩获，以捷闻”，随后和清军又打了几场，当然实力悬殊，就败了，但好歹是打了嘛！崇祯十二年，孙传庭上京勤王的时候，除了白广恩在其麾下作战，孙的部下出身于农民军的还有两个，分别是郭汝磐和武大定，孙传庭对他们勇敢的表现十分认可。
《孙传庭集·省罪录》：被伤之刘成、吴宗、马应腾、郭汝磐、武大定等，臣验多对面之伤，足知进战之勇。内郭汝磐即降寇之混天星，武大定即杀蝎子块、黄巢而坚不复叛者，今俱能报国忘身，尤宜风劝。除了他们还有闯塌天刘国能，降明后也曾随左良玉要上京勤王，但是左良玉比较坑爹，路上有意迁延，不想和清军交手，最后没和清军打上，那也不能怪他是吧！刘国能的最后结局也是为明廷尽忠而死，这觉悟比他那上司左良玉高了不知几个位面。
所以，写历史不能想当然，多查查史书再写我觉得相对严谨些，事实上一部分农民军领袖，其实他们也希望自己当官能受朝廷重用的，起义纯粹是生存，像刘国能在起义前本来就是一个文化人，潜意识里充满了忠君孝子的伦理观，所以朝廷一旦加大招安力度，于是乎也就做了死心塌地的跟着明朝，最后做了个大明忠烈。《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一》：国能曾为庠生，被掠入贼，不得返正，遂以智勇著名。
性孝，归降奉其母命也。当然，也有为数很多的农民军并不吃招抚那一套，像李闯王“革命意志”是最为坚定的，我就是跟你明廷正面硬刚，拒绝一切招抚，在崇祯十一年前后，其他农民军弟兄真降或假降（究其原因还是孙传庭和洪承畴两位实力太恐怖），李自成宁可去川陕鄂豫山区打游击。其他如张献忠、罗汝才、革左五营规模比较庞大农民军尽管接受招抚了，但是听宣不听调，随时随地要举起反旗的那种。
事实上，这些大股的农民起义军和明廷根本就是互相猜忌，首先那些队伍本来就不是真心接受招抚的，像张献忠这样实力较强，野心无限大的，一开始就缺乏归降的诚意，张献忠迟早要反这事几乎全世界都看出来了，像罗汝才这样的根本不愿意接受明朝官爵，“诚意”也是显而易见的。《流寇志·卷三》：张献忠愿杀贼自效，屡檄不前，以寄顿家口为言入谷城矣。
郧西大寇与界山错壤而处。曹操等不愿为官食饷，愿为百姓耕田，此目前盗铃之说耳，将俟民间田熟，分其夏秋之粮，稍不遂意，锋镝遽起。而明朝也没打算放过张献忠他们，要知道李自成、张献忠那都是在崇祯八年烧毁皇陵的主力军，崇祯对这两人恨得咬牙切齿，放过那是不可能的事，事实上从史料上看崇祯就暗中授权杨嗣昌，意图挑拨义军内部关系，让罗汝才和张献忠互相攻杀，根本也没有受降诚意。
《杨嗣昌集·卷四十八》：据汝述罗汝才之言，贼不杀为，兔死狐悲，恶伤其类。本阁部岂不知之？但面奉圣命而来，只有张献忠罪在不赦，任他走到何处，调尽天下兵马，决要拿了他。要不是兵马都在北上勤王，估计真是要灭了张献忠的（实际上崇祯十一年，农民起义军进入低潮，如果那年清军不破关而入，以当时明军的实力还真能一口气压住起义军），所以，一个投降没诚意，一个受降起杀心，那么张献忠、罗汝才、革左五营他们降而复叛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本来就调不动，更不要说让他们打清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