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经过三代楚王，尤其是楚武王在位50年，被砍断双脚的卞和熬到100岁，仍然执着的献出美玉，这种可能性微乎极微。最后，和氏璧被切开后，应当是制作成了圆盘式的玉壁，《尔雅.释器》日：“肉倍好，谓之壁”，即外圈半径是内圈圆孔半径的三倍，这样的玉器被称为壁。一个很薄的圆形玉器，中间还有孔，应该不可能改造成四寸见方的传国玉玺。
所以从原料的采用上，秦始皇很可能是为了提高传国玉玺的高贵性，才宣称以著名的和氏璧制作而成。而再有镇湖、仙人归还等神话的点缀，使得传国玉玺成为宝器，再由它传达出君权神授的意图，这非常适合天下初定，且社会形态走向大一统的需要。所以不管制作它的材料如何，它所体现的含义就成为历代皇帝所追捧的根源。而秦始皇的本意是百世传承于秦，而非历代帝王来替代他创立的江山。
所以在传承上，历代帝王重视的是它对统治基础的影响，使官僚集团和人民拥戴自己。而不是对皇位的护佑，毕竟秦二世而亡是定在了史书中的，秦的命运并未因它而改变。那么就说明，只要宣称持有传国玉玺就行，就能令百官臣服、万民拥戴，所以后世仿制的例子比比皆是。“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汉书.元后传》从汉代开始，就不一定是秦制玉玺的传承，且不说刘邦入关获得玉玺后是否棘手，但说他从得玺到称帝，经历了4年，此间远赴巴蜀、入三秦、出关中，大小战役亲临指挥，楚汉战争前期常惨败逃亡，甚至连儿女都被踢下马车，还顾得上传国玉玺吗？再有汉传玉玺到了王莽篡权时破了一角，王莽令人镶金补上，可后世文献诸如《资治通鉴》皆不提及破损一处。
所以汉传玉玺可能与“斩白蛇起义”异曲同工，是以神话色彩树立刘邦政权的统治权威，事件的真与假都不重要。（刘邦丢弃儿女剧照）所以后世不管在井里、河里、还是田地里，只要发现了传国玉玺，那就达到了目的，再造一方更加精美的玉玺都不是问题。造玺的数量增加也印证了传国玉玺难以“传承”，两汉至南北朝都坚持了“六方玺制”。
到了唐朝则增设受命宝和神玺，建立“八方玺制”；武则天时又增至九玺、北宋增至十二玺、南宋增至十七玺、明朝增至二十四玺，清朝则手握“传国玉玺”，达到二十五玺，加之前朝收藏，清朝入关后，在紫荆城里居然存了39方历代国玺。而这39方玉玺中，有一方写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到了乾隆帝时，直接将此玺定为赝品，着实打脸。
（清二十五方玺匣盒）传国玉玺传至十六国时期，在冉魏灭亡的时候，东晋、燕、后秦各得到了一块，都自称是真的，东晋的那一块自然是作为正统“传承”下来，毕竟是汉族政权。从五代之后，大多传国玉玺的传闻皆由野史杂记收录，这也说明了无论是统一政权还是格局政权，都对玉玺的影响力打了折扣。宋朝制玺趋于频繁，其意图也是削弱传国玉玺的光环，从宋太祖的“大宋受命之宝”、宋太宗的“承天受命之宝”来看，二者制玺都包含了更多政治意义，前者树立柴氏禅让的合法性，后者树立“兄终弟及”的正统性。
二者皆未从传国玉玺入手，也不屑于编造谎言为政权买单，反而是宋哲宗时期的献玺事件，令人嗤之以鼻。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封建君主专制在不断的发展，“君权神授”的造势趋于弱化，因为儒家思想已经构建了忠君爱国的思想体系。且在皇权不断加强的进程中，帝王的权威更多的是以律法制度为基础，而非神话的加持。如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宋朝三司分权、明朝则直接废除丞相制，皇权逐步加强。
到了清朝，在关外时尚且使用着“军事民主决议”性质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皇太极确实需要通过神话树立权威，且需为入主中原打下舆论基础，所以才有了赝品传国玉玺的存在。待入关之后，康熙朝的南书房、雍正朝的军机处，彻底将君主专制推向鼎峰，传国玉玺还有何用呢？所以乾隆皇帝可以大胆的鉴定出祖上供着的是A货！综上，传国玉玺的谜题至今难解，或许是从源头就注定了它无法传承至今。
1924年，11月5日，当溥仪被赶出紫荆城时，鹿钟麟追问其传国玉玺的下落，溥仪笑着说“那只是传说”，末代皇帝看透的这一切或许就是神话的真相，只是很多人不愿意去打破。就像袁世凯称帝登基时，不敢面对金銮殿龙椅上方的轩辕镜，正是因为沉迷在化身为龙的美梦中无法自拔。始皇帝或许早已将传国玉玺带入地宫，留给后世帝王的是他们自欺欺人的贪婪、以及终日不得安宁的内心惶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