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曾国藩的心情处于极度的焦虑之中。首先，曾国藩已敏感地感受到，清廷对湘军防范已落实为军事措施。湘军攻陷天京后，清军完成了对湘军的合围之势。在长江北面，满人的部队已布成阵势；在天京附近，有僧格林沁、官文等在主持军政，控制着天京周围的军队。而在表彰攻陷天京的众将时，清廷所封赏的不只是曾氏兄弟，不只是湘军将领，其他文臣武将，包括僧格林沁、官文、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都兴阿、富明阿、杨岳斌、彭玉麟、骆秉章、鲍超等也都受封，而且其所封的爵位并不比攻陷天京的第一功臣曾国荃低，清廷的意图非常明显，着意于收买和拉拢包括满族将领在内的各派系统兵将帅，以此来牵制“曾家军”。
以造成对于湘军不利的军事局势。这对于极具战略眼光的曾国藩来说，能不感到凶险吗？其次，曾国藩已感受到，清廷在故意打压攻陷天京的第一功臣曾国荃。进攻天京时，曾国荃率领着湘军的最精锐部队“吉字营”，冲在攻城的最前沿，而曾国荃作为进攻天京城的前线总指挥，战功自然还算第一，可是，在攻下天京后，清廷在看完上奏的报捷之后，不但没有及时嘉奖，反而下旨训斥：一是指责曾国荃不该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致使千余太平军突围；二是以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为名，指责曾国荃部军纪败坏，纵容部下抢掠。
此外，清廷特意下令在江西、湖北等地的长江码头设卡，盘查湘军想运回湖南的战利品。还有，清廷特派江宁将军富明阿到金陵城，以慰劳参战将士为名，对湘军实施监视。曾国藩作为十分睿智的湘军统帅，他对清廷的一系列故意向湘军找茬的举动，能没有觉察到紧张的气氛吗？再次，曾国藩心里十分忧虑，深知湘军与清廷的矛盾已经激化，湘军已成了满族最高统治者的眼中钉、肉中刺。
清廷的军队战斗力变弱，而湘军逐渐强大，在攻陷天京之后，湘军失去了劲敌太平军，制约湘军的军事力量随之消失，如此一来，湘军与朝廷的矛盾便已激化。清王朝到了同治年间，八旗子弟已经腐化，他们沉浸在赌博、斗蟋蟀、玩宝物的享乐方面，根本就无心练兵，怠于战事，而绿营兵也营务废弛、军纪松懈，改为巡防营之后，更是失去常备军功能，名存实亡。
太平军崛起之后，清廷主要依靠湘军来抗击太平军，而天京被攻陷之后，湘军成了清王朝时期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已经没有对手，对此，清廷统治集团已经无法酣睡了，湘军对清廷的潜在威胁越来越凸显出来。而且，更让清廷统治集团难以安睡的是，湘军这一强大军力有江南行政区域作为后盾，东南半壁江山的地方行政长官，多是与湘军有密切关系的，当时的江南各州府，多数巡抚、提督是曾国藩的门生、宗亲、亲戚或部下。
湘军占据之地，属富裕地区，有丰厚的税赋，再加上南方原本对清廷的敌视情绪等，这让满族统治者如何能安心呢？此外，江南最显赫的行政长官、两江总督曾国藩是强大的湘军的军事统帅，而且，他还是钦差大臣，有权督办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并有权节制四省的巡抚、提督的职权；并有权支配江南的钱粮厘金。显然，曾国藩是清王朝当时在江南军事、政治上最有权势的人，他掌控着东南半壁江山军政要务，而他的胞弟曾国荃掌握着湘军最精锐的部队“吉字营”，此营的兵将以曾氏的宗亲为主，战斗力极强，是攻陷天京的主要军事力量。
更让清廷感到倒吸一口冷气的是：曾国藩是清王朝历史上集兵权和行政权于一身的最大权势的汉人。曾国藩庆贺胜利大宴天京攻陷之后，清廷对湘军的态度已经由担忧变成了忌惮、恐惧和敌视，而反过来，对大局，对清廷统治集团非常了解，并熟读历史的湘军统帅曾国藩，深知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凶险局势，一样感到恐惧，当湘军将士们在欢天喜地、花天酒地庆祝攻陷天京的巨大胜利时，曾国藩无比焦虑的深沉思考之中，他很明白，清廷是绝不会高枕无忧而任由湘军存在的，所以，他面临着一生之中最严峻的抉择，该该怎样做才能避免“兔死狗烹”的命运呢？摆在曾国藩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急流勇退，巧妙脱身；或“黄袍加身”，勇赌一把。
最终，曾国藩选择了“激流勇退”而非“黄袍加身”，这并非是由于他在诗中所写的“流水高山心自知”，而是因为当时的局势、湘军的状况、复杂的势力以及他的理学观念等因素才作出如此决策的。因为在极具韬略、很有远见的儒帅曾国藩看来，只有选择“激流勇退”才是最稳妥的方式，而若是选择“黄袍加身”，可能最终落败，而且结局很惨，不但会失去所有功绩和荣耀，而且还将带着耻辱而辞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