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洛中言之，民以车载酒食声乐，游于通衢，谓之棚车鼓笛。仁宗天圣、明道初尚如此，至宝元、康定间，元昊叛，西方用兵，天下稍多事，无复有此风矣。~《邵氏闻见前录》卷三北宋真正称得上经济状况良好的时候就只是在真宗咸平、景德年间。这个结论与后世严谨学者对宋代经济所作的结论是符合的真宗并不擅长治理国家，他不过是继承了他爹和大伯的大笔优质遗产。
《两宋财政史》把北宋自国初至仁宗去世的经济状况分为三个阶段，太祖、太宗时期为上升阶段;真宗咸平、景德年间为全盛阶段;仁宗朝为危机初现阶段。当然，宋朝财政状况不理想的锅也不能由仁宗一个人背。景德之役后宋辽签订“澶渊之盟”，为了掩盖军事未败外交败的耻辱，真宗请来天尊显灵，屡降天书，之后高调封禅、大兴土木广建宫观，真宗搞迷信掏空了国库仁宗即位后的前十年是由刘娥主政，明道二年三月刘娥去世，仁宗亲政。
我们从仁宗亲政后初期、中期、末期三个时间段的时人评议来大致了解一下仁宗朝财政及民生状况。实际上这三个时间刚好避开了仁宗朝最窘迫的宋夏战争期和被契丹敲诈后的河北备战期明道二年七月，时任右司谏的范仲淹陈救弊八事，其三就谈到了冗费导致加赋，加赋导致民困，范仲淹说:天之生物有时，而国家用之无度，天下安得不困！江淮诸路，岁以馈粮，于租税之外，复又入籴……故虽丰年，谷价亦高，官已伤财，民且乏食……北宋建都汴梁，粮食供应主要依靠江南漕运江淮除正赋外还要完成和籴任务，据范仲淹估计，每年宋朝以和籴的名义在江淮低价征收大米约二百至三百万石，基本上与正赋持平。
这样就导致江淮产粮区保留的粮食数量少价格高，城市平民买不起粮，农民手上无粮可卖至于造舟之费，并以正税折充。又馈运兵夫，给受赏与，每岁又五、七百万缗。范仲淹还提到，漕运所需船舶的建造费用和押解运输的士卒、民夫的“脚钱”也是一笔巨大开支，这些费用被折为正税由农民负担。由漕运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是故郡国之民，卒不暇给;商贾转徙，度岁无还;裨贩之人，淹迟失业;在京榷务，课程日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2庆历八年，距宋夏大规模战争已经过去了六年，距无疾而终的“庆历新政”也已经过去了三年，仁宗再次下手诏要求大臣们拿出办法解决积弊，仁宗在手诏里承认:“……虽常赋有增，而经用不给。
累岁于兹，公私匮乏……”~《长编》卷163除各种五花八门的杂征外，正赋也有增加，虽然民间被一再搜刮，朝廷依旧穷的一匹庆历八年十二月，董沔说:[……方端拱、淳化时，祖宗北伐燕、蓟，西讨灵、夏，以至真宗朝，二边未和，用兵数十年，然犹帑藏充实，人民富庶……自西人扰边，国用不足，民力大匮……]~《长编》卷165太宗朝到真宗澶渊之盟前，宋军与契丹打，与西夏打，但府库充盈，百姓富庶。
仁宗朝宝元年间与西夏开战后便露馅了仁宗朝君臣一再吵吵着要改革，但最终采取的措施却始终是简单粗暴的加税皇祐元年，包拯论财赋:[……盖祖宗之世，所输之税，只纳本色。自后用度日广，沿纳并从折变，重率暴敛，日甚一日，何穷之有？……输者已竭，取者未足，则大本安在哉？……方今山泽之利竭矣，征赋之入尽矣！]~《长编》卷167加税加得包黑子都快气哭了仁宗去世前一年，年青的司马光出任知谏院，他当时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论财利疏中，司马光说:[……今日汲汲，专救经费不足……今民既困矣，而仓廪府库又虚……臣恐国家异日之患，不在于他，在于财力屈竭而已。
]~《长编》卷196从本质上来说，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改革派，都认为宋朝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不改亡国的地步。不同的只是方法，司马光主张节流，王安石主张开源。嘉祐七年九月司马光上疏反对祟释老之教，理由是[……方今元元贫困，衣食不赡……]同月司马光还上疏反对仁宗厚葬死去的妃子充媛董氏，理由是[……今明堂大礼新毕，帑藏空虚，赋敛日滋，元元愁困……]司马光耿直地认为:就凭一个“穷”字，你仁宗就没有资格搞迷信，也没有资格厚葬你的小老婆宋代财政收入的基本单位是“贯、石、匹、两、束、围、斤、只、粒、颗、席……”，宋代财政收入的构成有“钱、粮、布、绢、银、柴、草、药、珠、盐……”，宋代年产白银最多不到二十二万两，宋朝朝廷年收入白银最多不到九十万两，而庆历增币后每年岁币和生辰礼物就差不多二十八万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