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明政府对参与买卖外国商品的居民也不放过,“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尽。”与海禁政策同步的是设立东南沿海卫所。为了防备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朱元璋在东南沿海整顿海防“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信国公汤和往浙江整饬海防，命福建备海舟百艘，广东倍之”，并设立了大量的卫所。
洪武十九年又命信国公汤和于至江浙一带筑城五十九座以庇护百姓。海禁政策初期对保障东南沿海不受倭寇侵扰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是，从长远看并不利于抗倭与东南地区发展：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生活大多依靠海洋，海禁使得闽浙百姓生活困苦不堪。许多百姓铤而走险出海贸易以资生存，在受到官府追捕时被迫加入倭寇的行列。而对沿海地区岛屿的弃置，又给海盗提供了栖身之所。
海禁政策并不能完全禁绝海上贸易，走私商贩为谋取暴利活跃于东南沿海。为了保证自身利益，不法商贩往往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勾结海盗，与沿海势家大族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图2 明代倭寇侵扰地区范围图到了嘉靖年间，经过将近200年的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海盗群体日益庞大，走私活动猖獗。此时的日本正值战国时代前夜，国内战乱不断，越来越多的破产武士难以生存，来到富饶的中国东南沿海劫掠。
而中国承平多年，东南地区武备废弛，“浙、闽海防久坠，战船、哨船十存一二，漳、泉巡检司弓兵旧额二千五百余，仅存千人”，倭寇“剽掠辄得志，益无所忌，来者接踵”，对东南沿海造成很大的破坏“吴粤之民食不暇炊，卧不安枕，农夫释耒，红女寝机。甚則族类离散，逃竄别邑。或父子老弱系虏相隨於路，其死伤者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於境，沿海郡县几为丘墟，其祸惨于正統时矣”。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倭患，明政府于嘉靖二十六年命右副都御使朱纨“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负责起东南沿海的抗倭事宜。图3 倭寇抢劫的画面朱纨是正德十六年进士，在各地任职多年，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正直清廉，并有指挥军事作战的经历。朱纨到任后，发现当地局势很复杂。当初太祖下令“片板不许入海”，之后走私贸易猖獗“承平久，奸民阑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机诸国入互市”，在此时甚至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组织机构“闽人李光头、歙人许栋踞宁波之双屿为之主，司其质契”。
庞大的走私团伙背后是闽浙地方豪强“势家护持之，漳、泉为多，或与之通婚。假济渡为名，造双桅大船，运载违禁物，将吏不敢诘也”。在贸易中，中国走私商人“颇抑勒其值”，在无法偿还时便以报官恐吓以求拖延。由于始终无法兑现，倭人大怒，勾结中国海盗杀人取偿“内地奸豪往往与为市，不偿直。夷索逋急，则哃喝官府以纵寇为词，共出则阴泄之倭，速其去，且树德也。
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我挟王资而來，不得直，何以归报？因盘踞岛中，亡命无赖及小民迫於贪酷，饥寒困苦者咸相率从乱”。在报复的过程中，倭寇看到中国东南沿海武装力量极为薄弱，于是便放弃走私贸易转而进行无本万利的武力劫掠。图4 1380年的倭寇面对这样的状况，“淸强峭直，勇于任事”的朱纨采纳了佥事项高和部分士民的意见，认为“不革渡船则海道不可清，不严保甲则海防不可复”，上疏朝廷要求再次严厉海禁，以求杜绝倭患。
朱纨在此次禁海中做的极为出色“视事日悉扫一切应酬，早夜申约束通海内地奸民”，在最高长官以身作则下，闽浙地方海禁执行严格“革渡船，严保甲，一切禁绝私市”。在这样的高压下，走私贸易受到严重打击。但是，闽浙大族与普通百姓都靠海为生，如此严厉的海禁政策截断了其收入主要来源，招致了地方上下的一致反对“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坏之”。
势家大族想要拉朱纨下水，从金钱和仕途上对朱纨威逼利诱“宁波赵文华啖以南京侍郎，挟以身后之祸，说以市舶之利，与屠侨屠大山内外交煽尤力”。但是朱纨一心以海禁除倭报国为重，不为所动，厉行海禁“公有文武才略，清强峭直，深恶墨吏大猾如仇雠，前后所操切，黄墨以下多望风解印绶去”。图5 明军出征抗倭寇 水上激战在严格海禁的同时，朱纨还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军事措施，有效地打击了沿海倭寇“公提兵平漳州同安寇，抚岛夷六百人；移镇定海，屡破贼馀皇，又大破贼于温、盘、南麂诸洋”，并于嘉靖二十七年四月擒获贼首许栋，填塞了海盗的重要根据地双屿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