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和辽宋在当时是什么关系？
宋朝各代皇帝都曾经有收复燕云失地的打算。从宋太宗对辽国的三次亲征，到宋神宗“联丽制辽”的设想。到了宋徽宗时期，针对辽国内矛盾的加剧，宋徽宗收复燕云失地的计划开始付诸实践，其表现主要有两个举动，一是与金人订立海上之盟，二是对高丽的推恩外交。1110年六月（宋徽宗大观四年，高丽睿宗五年，北宋派遣王襄、张邦昌出使高丽。
高丽睿宗在会庆殿接受了宋朝的诏书。在这次出使中，宋徽宗给高丽王带来一份密诏。内容如下：“皇帝明见万里，谅王忠悟之诚，欲加恩数，闻王已受北朝册命，南北两朝通好百年，义同兄弟，故不复册王。但今去诏，已去‘权’字，即是宠王以真王之礼……“这份《皇帝密诏》，是宋徽宗御笔亲制。张邦昌在传达这份密诏时，还特别交代：“北朝必无如此礼数。
文王、肃王亦不曾有此等恩。”希望“他日归奏……请王益驾诚，敬以答圣恩”。这份密诏与以往宋朝给高丽的外交文书的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首次确认高丽与宋朝是兄弟之国，这在过去的任何皇帝和任何朝代都没有出现过，而且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礼节变化，而是两国关系质的变化；二是在给高丽王的诏书中，过去一般写为“权知……”等，如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三月的《册封诏书》中就有“宜颁命德之文，权知高丽国事王治”的字样。
所谓“权”就是“暂时”“代替”之意，而现在宋徽宗提出去掉“权”字，这也标志着宋丽关系的升级。设想一下，这是否是宋徽宗因为长期不给高丽册封临时作出的礼节性的表示呢？笔者认为，从这份密诏的内容以及围绕密诏开展的一系列外交活动，说明宋徽宗的做法绝不是顺水人情，而是精心谋划的外交举动。首先，张邦昌在传达《皇帝密诏》时，希望高丽王能“骂诚敬以答圣恩”，这实际上是要求高丽王能就此表态，而且态度要“诚”“敬”。
其次，在宋朝国内宋徽宗也作出了一系列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其中包括把高丽来宋的使节改为国信使，并由枢密院接待，将“引伴、押伴官”改为“接送馆伴”，将原本与西夏相同的接待规格升为在西夏上，包括赐以《大蔑燕乐》。所有这些都是从外交规格上将高丽升格为与辽、宋朝平等的位置。《宋史》记载：“政和中，升其使为国信，礼在夏国上，与辽人皆隶枢密院；改引伴、押伴官为接送馆伴；赐以《大蔑燕乐》、透豆、簠簋、尊罄等器，至宴使者于睿谟殿中。
政和二年，改定武选新阶，乃诏客省、四方馆、引进司、东西上閤门所掌职务格法，并令尚书省具上。又诏高丽己称国信，改隶客省。”宋徽宗在此时为什么会抛出《皇帝密诏》并作出许多外交调整呢？他是在争取灭辽的力量，希望用这样的推恩将髙丽拉到灭辽的大军中。对宋徽宗的心理，高丽人还是看得清楚的，但高丽又不想得罪任何国家——无论是宋还是辽，还是后来的金。
当时的睿宗让王襄带回一份谢表，并回答了《皇帝密诏》，内容如下：当国介在东表，祖先以来，乐暮风化，有时入贡，优荷宠恩。崇宁中国信使刘侍郎、吴给事奉圣旨咨闻、行册礼事。先考以当国地接大辽，以己票行齋命正期，所以未敢遵承上命，以实恳辞。举国惶恐，未之暂安。今闻国信尚书舍人所传密谕，皇帝圣明如天曰，国王虽在万里之外，忠孝恭顺，皇帝无不鉴照。
今欲优加异恩，某等朝辞曰：备闻圣训，以受大辽册命，南北两朝通好百有余年，义同骨肉兄弟，所以不欲更加封册，今来诏书已去“权”字，即是宠国王以真王之礼。拜命之始，惶骇自失！意欲奉表辞免，更自思：惟皇帝圣恩，委曲存抚，只去‘‘权”字，以示正名，永除册立之命，欲使一方无有后虑，今已依诏除“权”，况闻所踢招书，是御笔亲制，此之荣幸，古未曾有；感戴殊甚，更期忠恪……高丽国王的回答，首先检讨“当国地接大辽”，已察行辽国正朔，所以未曾接受宋朝册封的惶恐；其次表达了对宋朝“优加异恩”的惊喜，并表达了自己的感戴之情。
高丽王的回答，正是宋徽宗所需要的，但真正的目的谁也没有明说。宣和四年，继位的高丽仁宗终于把窗户纸捅破，并劝宋朝使者路允迪：“‘闻朝廷将用兵伐辽；辽兄弟之国，存之足为捍；女真狼虎耳，不可交也；业己然，愿归报天子，宜早为备’归奏其言，己无及矣。”高丽王的劝说，与后来辽对宋国君的传信如出一辙，说明了辽对于宋的屏障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