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一，朱常洛即位。八月初四，礼部右侍郎孙如游率先上疏，请遵照先帝遗诏早立太子，朱常洛答应待释服（即服丧二十七日）后举行。随后，兵科给事中杨涟也就此事上疏，朱常洛只是“报闻”，而没有作出具体安排。见皇上犹豫不决，吏部和礼部的官员又上疏催请，朱常洛才下旨宣布九月初九日举行册立典礼。朱常洛答应册立太子之时，事实上病情已很危重。
到八月十六日，他已不能起床上朝。八月中下旬，大臣在和皇帝言及朱由校的时候，都称之为“东宫”，也是一种对朱由校继承人身份的认可和强调。二十九日，朱常洛在乾清宫召见方从哲等十三名官员，自感大限将至，看着朱由校对群臣说：“卿等辅佐为尧舜”。九月初一日，朱常洛驾崩，遗诏中说：“皇长子茂质英姿，克荷神器，宜早嗣皇帝位。
曹魏实施的屯田制，在当时的实际效果如何呢？
东汉末年以来连年的封建战争，给当时的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曹操在《蒿里行》中写道“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便是最好的见证，描绘了当时社会凋敝的凄凉景象。《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曹操在统一北方之后，面对这种情况，展开了一系列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而屯田制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措施。屯田制“是国家采取半强制性的手段使土地和劳动力相结合，其形式有民屯、军屯”。
[1]这种并非曹魏政权首创，早在秦汉时期就有类似的大规模屯田的行为，汉武帝曾在边境地区大规模推行屯田制度，一方面是为了加强边境地区的军事防守力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流民严重的社会问题。汉武帝像曹魏政权推行的屯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汉朝的经验，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形式。民屯始于建安元年，将流民集中在一起生产，此后不久，便将这种制度推广到黄河中下游和全国水利条件优良的地区。
其管理形式借鉴了军事管理的经验，五十人为一小屯，小屯置司马，司马之上还有都尉、典农中郎、大司马，品秩非常清楚。军屯的成员基本由士兵组成，正式建立于建安二十三年左右。其设置地点与汉武帝的边境地区不同，曹魏政权的军屯地点往往设置在“士家”聚集、长江沿岸、吴蜀接壤之地。“士家”指的是士兵的家属，可以提供额外的劳动力，而长江沿岸、吴蜀接壤之地，往往是军事冲突频发之地，所以通常比其他地区的军屯规模更大。
汉武帝像屯田制之于曹魏政权意义非凡。虽然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不合作、劳动积极性不高等问题，但是其所带来的耦合效益远远大于其弊端。首先，东汉末年连年征战，数以百万计的流民流散于社会，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潜在的巨大威胁，屯田制的推行，将绝大部分的社会流民吸收消化，从事生产，起到了安稳社会的巨大作用。其次，大规模屯田带来的经济效益非常可观，政府在组织生产的同时，也对其征收赋税，其比例在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不等，如此高额的佃租，保障了政府财源的充足，而最后曹魏政权能够一统三国，与雄厚的物资基础息息相关。
最后，从侧面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效果，因为屯田均由中央政府控制管理，所以尽可能的减少了流民依附世家大族的可能，也就降低了平衡中央和地方权力的难度，实质上变相的加强了中央的实力。总而言之，屯田制对曹魏政权意义非凡。参考书籍：1. 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2.赵幼文：《屯田制度述论》，《历史研究》，1958年第4期。
如何评价被誉为“当代诸葛”的杨永泰，他的才华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我们在谈及到红军长征的艰难历程时，杨永泰这个名字，在红军长征的各个阶段，他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应该承认杨永泰的文韬武略是出类拔萃的。在红军长征刚刚突破湘江防线，在向黔边移动之时，杨永泰竟然预言中央红军主力会步入当年太平天国运动的石达开的后尘。令会议参与者瞠目结舌。后来竟然真被杨的预测一言中的，真是奇人异士一个。
杨在为蒋介石献谋策划之间，为蒋谋得云南、贵州、四川的实权贡献了很大的帮助。我们今天翻看长征的书籍，无论是金一南将军的巜苦难辉煌》还是王树増的军事系列巜长征》，都会发现杨永泰的身影，仿佛他优雅的谈吐，他的真知灼见，依然闪烁着历史的光芒。只是他的晋材楚用，和布雷先生一样，明珠暗投，显得与大时代的格格不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