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核制度的核心就是要说服力最强，成本最低，争议最小。选太子是一次特殊的人事考核，为众利益集团所瞩目，自然更要符合这三要素。立贤和真爱差不多，说的头头是道，但没有标准。（嫡长子继承）立嫡不立长，立长不立贤，这样的标准基本能使答案具有唯一性，保障政治稳定。嫡长子继承制度有两大部分嫡妻，长子。在西周时期，妻族势力一般比较强盛。
他的大儿子也是最有正统性。两要素结合就是嫡长子继位。如果换成某妾的长子，在君王百年后就会带来政治冲突，进而影响国运。到了后世，后族实力有限，而且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没有嫡长子，比如在明朝只有明武宗是嫡长子。长子继承制就明显了。万历皇帝想立三儿子都折腾不过来，争国本闹了十多年。嫡长子继承制度有排他性，让人对政局有预期，也让嚣小不窥视神器。
（明武宗是明朝仅有的嫡长子继承）立贤的话标准就麻烦了。比如霍光说昌邑王不贤，然后换了个皇帝。董卓说少帝不贤，要换一个贤能的献帝。到了南明也是如此，东林党说潞王才贤能，我们要立他，然后君王合法性问题一直讨论到南京陷落。立贤带来的套利空间太大，在政治上会引起很大的政治投机。一般的人都会谨慎选择。其实这个就像敬天一样，宋真宗时代喜欢搞天书祥瑞。
有一次有个老百姓说我家房子出了天书，这时候是接还是不接？接了下次出了咋办？不接，你怎么证明是假的？所以接了天书，后来把那人杀了。之后搞这也就谨慎了。（霍光立贤）最高权力继承是古代史最核心的命题之一。先后探索过（嫡）长子继承制度，兄终弟及，贤能，秘密建立储君等方式，最有效的就是长子继承与秘密立储，因为这俩排他性最好，最难引起争议，甄别成本也低。
为什么开国皇帝中，有的叫太祖，有的叫高祖？有哪些区别？
在阅读中国古代文献时，中国古人的一些亲属称谓、礼仪称谓，往往给今天的读者带来许多的困惑。其中，某些亲属称谓、礼仪称谓往往混杂兼用，给后人的理解带来了较大的困难，从而出现了一些不准确的说法或做法。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大多数人很自然的称其为汉高祖。即便知识渊博、学识明鉴的专家学者，亦有不察之时。
如张舜徽先生等认为，刘邦死后庙号高祖。（张舜徽主编：《三国志辞典》，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579页）由于古代典籍中多有“始祖”、“太祖”等含义既相近又有别的称谓，致使后代宗庙中出现以“始祖”之称代替“太祖”之称的现象。更有甚者，有的朝代竟于同一庙制中既设“始祖”之室，又设“太祖”之室，造成混乱。
由于对“太祖”、“高祖”庙号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太祖”、“始祖”含义的异同等问题缺乏深入、系统的了解，因而对有关历史问题的诠释，难免出现差错。“始祖”，顾名思义，即是指某一宗（家）族的第一位祖先。如先秦时期的商族的第一位男性始祖契，周族的第一位男性始祖弃，皆无父，为母感神灵（契系母亲简狄吞食玄鸟卵孕育，弃系母亲姜嫄踩大脚印孕育）而孕育。
虽然，我们今天依据民族学的有关理论，可以对此古人颇难理解的现象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这一现象是商、周两族分别在契、弃时，处于母系社会时期的一典型特征，即知母而不知父，契、弃之所以被后世的商、周族人分别尊为第一位男性祖先，也是商、周两族分别在契、弃时，处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阶段，且这一社会转型宣告完成之时的生动体现。
“始祖”这一称谓，大致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在由西周初周公据以往丧服礼俗加以修改、制定，再经过春秋时孔子的编订而成书的《仪礼·丧服》中，已出现“始祖”这一称谓。李衡眉先生认为，“始祖”的广泛使用，与东汉末著名儒家学者郑玄有密切的关系。郑玄注释《周礼》、《礼记》时，也采用“始祖”这一称谓。由于郑玄经书诠释风靡一时，后人多沿用其说，不察其误，致使后代宗庙中出现以“始祖”之称代替“太祖”之称的现象。
更有甚者，有的朝代竟于同一庙制中既设“始祖”之室，又设“太祖”之室，造成混乱，直至五代后晋张昭远始纠其谬。这一说法不准确。张昭远并非发觉上古时仅有“太祖”，无“始祖”称谓的第一人。早在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五月，太常博士张齐贤就明确提出，太祖就是始祖。太祖之外，更无始祖。秦汉以后，中国历代皇帝未有以“始祖”为庙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