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由于美国扩大侵越战争，毛主席指示周总理针锋相对地警告美国不得肆意进入北越领土，并宣布中国对美国侵越行为绝对不会坐视不理。从1961年开始，新中国加大了对北越政权的支援力度，使得美国在越南的代理人战争遭到严重挫折。刚刚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获胜而志得意满的肯尼迪认识到，他遇到了真正的高手。很快，中情局告诉了他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新中国的核武器研发工作已经接近成功，即将拥有自己的原子弹。
其实，在1960年底，美国的间谍卫星就已经发现了新中国设立在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和相应的浓缩铀工厂，只不过由于获取的情报过于零碎，中情局一直没能掌握确凿的证据。新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就受到过美国的核讹诈，1958年台海危机时，艾森豪威尔又再次叫嚣要用核武器“保卫台湾”。早在1956年，毛主席就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60年，赫鲁晓夫撤走全部专家，撕毁中苏之间的一系列合作协议。毛主席毅然领导不信邪、不怕鬼的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自己给自己争气。在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等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和千千万万科研人员、工人、战士艰苦奋斗、不懈努力下，在周总理、聂荣臻元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和支持下，到1962年底，新中国的原子弹实际上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根据美国的评估报告，新中国最快在1965年就能具备爆炸原子弹的能力。毛主席：原子弹，没有它，人家说你说话不算数让一个新的共产主义国家拥有原子弹，这是自诩自由世界领袖的肯尼迪所不能容忍的，他对新中国的行动绝对不能坐视不理，肯尼迪在白宫公开宣称“新中国试图进行核试验是60年代最糟糕的事情”。然而，他以武力干涉的想法却遭到了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内的一群军人的一致反对。
那些在朝鲜战争时期还是师长和团长，领教过中国军队可怕实力的美国将军们认为，新中国的核武器并不能影响亚洲的政治平衡（因为有原子弹和能够投射原子弹根本不是一回事），相反，如果摧毁新中国的核武器研发基地，将会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直接武装打击的道路行不通，肯尼迪眼珠一转，又找到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肯尼迪相信，由于1950年代末开始中苏关系十分紧张，赫鲁晓夫当然也不愿意新中国研发自己的核武器。国际政治的玩法就是这么吊诡，刚刚还是剑拔弩张，誓要拼个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现在却要为双方共同的利益而站到同一条战线上来了。1963年5月，美国政府约见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露骨地表示“希望在中国拥有核武器的问题上交换意见”，但苏联方面对此反应冷淡。
1963年7月，美国新任驻苏大使哈里曼在莫斯科会见了赫鲁晓夫，公开鼓吹美苏联合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计划。令美国人失望的是，赫鲁晓夫仅同意在政治层面上对新中国施加压力，并在美国人面前刻意淡化中苏之间的分歧，他认为新中国的核武器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并劝告美国人“当一个人没有核武器时，那他一定是叫得最凶的。
”被赫鲁晓夫的态度搞蒙了的肯尼迪开始病急乱投医，1963年9月，他乘着蒋大公子蒋经国访美的机会，与台湾方面秘密商定了由美国出动运输机，由台湾方面出动300-500人的特种部队，突袭并摧毁新中国的核试验基地的危险计划。在肯尼迪的一再坚持下，1963年11月18日，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新任参联会主席，著名的鹰派人士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提出了一份关于阻止或推迟新中国成功实施原子弹研制计划的方案。
方案包括四个选项：一、美国实施常规轰炸、二、国民党军队实施常规轰炸、三、派遣间谍到中国实施秘密袭击、四、由国民党特种部队空投后进行破坏。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这时，距离新中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已经不到一年了。在会议上，肯尼迪表示将对这一方案在一周后进一步讨论，即11月25日。可是，仅仅5天后，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被刺杀身亡，继任的总统约翰逊比较谨慎，认为袭击新中国的核武器研发设施无助于巩固美国的国际地位，于是终止了这个被称为“布拉沃”的非常规作战计划，疯狂的图谋最终胎死腹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