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角”，《国语.周语中》云：“夫辰角见而雨毕。”韦昭《注》：“辰角，大辰苍龙之角。角，星名。这也是所谓“辰龙”之来源。如“亢”，《尔雅.释鸟》郭璞《注》：“亢即咽。”等等，限于篇幅，不多赘引。由此可知，甲骨文及以后汉字中的“龙”，所摹写的，不是现实中的某一种动物，而是古人夜观天象，根据星宿，想象出来的“神兽”。
东汉末年，应劭在《风俗通义》中曰：“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东方成龙形，西方成虎形，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鸟形，北方成龟形，西首而东尾。”（汉瓦拓四象）在距今6500年左右的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以蚌壳塑列的形象图。居中的是“北斗”，左右为龙、虎，即后来所说的“青龙”“白虎”。此时，南“朱雀”北“玄武”大概还没被当时的人们所“认识”、总结。
中国的先民，认识世界的重要对象是日月星辰。这既是人类认知发展的必然途径，也是“观象授时”所需要。居于地球北半球的中国先民，很自然地望向了天空的北方。于是，首先注意到了“北极”，即北部中央天域的“北斗”。然后，又认识了日月升落的东西方的“龙”“虎”。（北斗）在公元前四千纪的时候，“龙”“虎”二星官，恰好处于“二分”，即“秋分”“春分” 点上。
这“二点”，是春耕秋收的时令，远比后来的“二至”即夏至、东至更为重要。这是“青龙”“白虎”比“朱雀”“玄武”更早被认知的重要原因。“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二十八宿系统，是中国上古天文观测的重大成果，标志着“二分二至”时空统一体系的准确建立。但此时，这一成果也走下天空，与地上和人间的许多区域、地理、人文、生产、政治，甚至谶纬结合在了一起。
（汉画黄龙）其中，关于“龙”的各种说法，不仅日益增多，而且与王权结合在了一起——帝王成了真龙天子，从黄帝开始就能够驭龙升天；祝融、夏后启、蓐收、句芒皆“乘雨龙”；颛顼乘龙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等等。这也恰好证明，龙本生活于天上。这些，从先秦古籍开始，即不绝于书。汉代，则到达顶峰。有人说，龙的形象定型于宋代，这大约不对。
汉之前，已将龙分为四种——有鳞称蛟龙；有翼称应龙；有角称虬龙；无角称螭龙。汉代王符《潜夫论》说，龙“头似蛇、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其背有八十一鳞、口旁有胡须、颔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头上有博山，又名尺木。”自此，龙的基本特征——巨口、有角、鳞身、四足、有爪，就形成了。
后世虽有变化，但均未脱出以上诸特色。（汉画应龙）尽管帝王们死劲想垄断“龙”，但实际上“龙”已经深入民众人心，因为“星宿”和气象不可能被王侯将相垄断。后来，“龙”的图腾意义逐渐淡化了，但文化和信念却长久流传了下来。汉代，即已有“四灵”之说，“龙”居其中。“龙”，在文化传承中，不只归于帝王所有了，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信仰符号。
黄拙吾是谁，为什么死后要穿龙袍？
这个黄拙吾就是名噪一时的“龙袍干尸”，是于2006年5月，在北京石景山一处施工工地意外挖掘发现，因棺木中书有“皇清诰授中宪大夫拙吾黄公之灵柩”，时论墓主人名叫黄拙吾，但由于史料缺乏黄拙吾的记载，且由于其墓中陪葬龙袍，故而引起一时猜想，至今无法定论墓主人的真实身份。疑云重重干尸出土时，由于棺椁里培葬了大量康熙年间的通宝，故而能够确定墓主人是清代康熙年间去世的“中宪大夫”，在当时是四品文官，但这一点并无法从史料中得到证实。
故而专家们推测，墓主人“中宪大夫”一职，可能是墓主人死后追赠，或者子孙发达后追封先祖所为。由于干尸出土时毛发保存较为完好，明显保留着明朝时期的发束形式，这一点在康熙年间身为四品官员是不可能做到的，平民百姓尚且强制剃发续辫，何况是四品大员。因此专家通过技术手段从干尸头顶推断发际线的位置，推断出墓主人生前还是遵守了清朝剃发易服制度的。
故而做出推测，墓主人是明末清初人，在明亡之后被迫降清，剃发续辫，死后才敢偷偷恢复明朝时的发式下葬。“凡五爪龙缎立龙缎团补服官民不得穿用，若颁赐五爪龙缎立龙缎，应挑去一爪穿用”——《大清会典》让人们疑惑更大的则是墓主人外套是清代一品武官朝服，内穿蟒袍，并陪葬品中还发现一件龙袍，经专家鉴定，墓主人的这一身行头确实出自皇家正品！这与棺内所写的“中宪大夫”四品文官并不相符，按照清代官服制度，四品文官应穿鸳鸯补子，而不是一品武官的麒麟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