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施耐庵颠三倒四的把柴世宗抬出来，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柴荣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养子，合法的皇位继承人，他到底应当姓郭还是姓柴呢？柴荣当然应当姓郭，因而，柴进也应当叫“郭进”。这一点，也在《水浒传》中写到了。高唐州隐藏着一段秘史北宋是没有高唐州的，这里的高唐州实际上写的是“高唐梦”。也就是说，柴进其实还做着皇家的梦。
因为是隐写北宋历史，施耐庵不像隐写明朝历史那样，有太多的顾忌。因而，在揭露北宋得国秘史方面，写得还是比较直白的。且让我们排除传统读法的影响，细细读一读高唐州这段故事，来看看柴进的“高唐梦”究竟是什么。柴进与李逵来到了高唐州，见到了被殷天锡打伤的柴皇城。接待柴进的人是柴进的婶娘，柴皇城的继室。这处细节简直就是在直白了，柴“皇城”说的就是柴家的皇城，柴进还亲口对李逵说，这里是“禁城”之地，比不得你们的小山寨，不要闹事。
皇城，当然就是禁城之地了。还有一处比较奇怪的写法，说的是柴进的婶婶是“继室”。可不就是继室吗？郭威无子，便收养了柴皇后的侄子柴荣为义子，并很快立为皇太子，继任了后周天下。柴家皇城就是“继室”，而不是郭威的嫡派子孙。如此一来，就大有文章可做了。赵匡胤得国后，恢复了柴家本姓，大家都是“继室”，谁做皇帝都合法，咱老赵绝不是背叛篡位。
赵匡胤编故事，也在高唐州这段故事中有隐写。打死柴皇城，最后捣毁柴氏“禁城”的人，名叫殷天锡。这个殷天锡，施耐庵还给了他一个“直阁”这样的官职。所以，又叫他“殷直阁”。直阁，就是龙图阁、秘阁中仅次于编修官的官员，也就是直阁有编纂历史的职责。那么，这个直阁编了什么样的历史呢？他所编的历史，就是“因天袭”——他就叫“殷直阁”嘛。
说完这么多，再来梳理一番题主的问题。柴进面子很大，赵匡胤及其子孙也十分关照柴家。但是，由于柴家被恢复了本姓，等于是降低了皇室身份。施耐庵以柴进的故事，结合“引首”的伏笔，了结了一场历史“官司”。赵匡胤编造“因天袭”而让柴家恢复本姓固然不对，但柴进还在做高唐梦，也不过刮一刮“小旋风”而已。时过境迁，柴进的皇室身份也到头了，高唐梦碎，且上梁山“做贼”去吧。
柴进有钱有势，为何最后会上梁山？是被李逵所迫吗？
柴进有钱有势，为何最后会上梁山，表面上是被李逵所迫，实际上是是而非。一，小说《水浒传》里，柴进上梁山的直接原因。郓城县当牢节级朱仝私放了犯了罪的雷横，被刺配沧州，沧州知府见朱仝一表非俗，就不把朱仝发下牢城营里，而是留在身边使唤。知府有个爱如珍宝的小衙内，年方四岁。小衙内喜欢朱仝，知府就让朱仝陪小衙内玩耍。
有一天朱仝带小衙内在地藏寺里看点放河灯，被吴用、雷横绊住，李逵借机杀死了小衙内。朱仝追赶李逵，一追追到柴进庄子里。柴进把已经先到他庄子里的吴用、雷横都叫了出来，原来是吴用与宋江设计，让李逵杀了沧州知府的衙内，逼迫朱仝上梁山。朱仝上梁山后，李逵借躲避朱仝的名义，在柴进庄子里住了下来。适逢高唐州知府高廉的内弟殷天锡强占柴进的叔叔柴皇城的家里的花园，柴皇城向柴进求救。
柴进出面与殷天锡正在理论，李逵上前三拳两脚打死了殷天锡，然后跑回了梁山。柴进被高唐州知府关押了起来。梁山泊人马大破高唐州，杀了高廉，救出柴进，柴进上了梁山。假如李逵没有杀死殷天锡，柴进拿出丹书铁券，高廉也不一定能奈何柴进。柴进就不会在此时上梁山。所以，可以说柴进上梁山是李逵所迫。但李逵做错任何一件事，宋江都会大发雷霆，要杀了李逵的那颗黑头，但李逵杀死殷天锡，宋江什么也没说。
其实，柴进上梁山，跟朱仝上梁山的原因差不多。都是被宋江等赚上山的。二，小说《水浒传》里柴进上梁山也是必然的。朱仝上梁山之前，在柴进家里，柴进对朱仝说：“小可平生专爱结识江湖上好汉。为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及时雨宋公明，写一封密书，令吴学究、雷横、黑旋风俱在敝庄安歇，礼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
因见足下推阻不从，故意教李逵杀害了小衙内，先绝了足下归路，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可见，柴进此时虽然并未身在梁山，其实已是心在梁山了。柴进对朱仝说的话，俨然已经把自己当作梁山泊一份子了。此时之前，林冲、武松、宋江等朝廷人犯也曾在柴进庄上落过脚。小说《水浒传》里所谓“柴进门招天下客”，其实所招的客人，都是杀人放火的人犯。
柴进自个儿杀官造反上梁山，也是早晚的事。三，柴进有钱有势，为何会上梁山。柴进是后周柴世宗的嫡派子孙，在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的确赐给了柴世宗后人丹书铁券。历史上，赵匡胤建立宋朝，还曾在一块石碑上留下三条遗训，其中有一条就是，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宋朝的皇帝基本上都遵守了誓碑遗训。历史上到了南宋时期，柴家子孙还是与朝廷共存亡。到了柴进这一代，虽然柴进与宋朝皇帝已经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柴进有钱有势却是确凿无疑的。有钱有势的柴进为何要走上反叛的道路，上梁山与官府作对？作为《水浒传》小说，可能是通过柴世宗后代柴进的反叛，反映了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进一步揭示了官逼民反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