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虚心纳谏，使不少大臣“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仁宗朝三权相互制约、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尊重集体决策，都体现了仁宗的高明。嘉祐六年，苏辙在策论中攻击朝政，写下“陛下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 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 ”这样的谏言，连司马光和蔡襄都大为恼怒。但是仁宗却说:“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不但不治苏辙的罪，反而对苏辙另眼相看。
这说明宋仁宗的胸怀宽广，即使是对不实的反对意见，也能以统治者的大胸怀涵容之 。仁宗一朝确实有过“党争”，但和谐是主流。不少文臣们都表现出专制社会难得的行政理性， 坚持“和而不同”的君子风格，共同构筑了和 谐的古代文人社会。宋仁宗轶事说几个宋仁宗的小故事吧，这样有利于大家对他的理解。宋仁宗对下人很仁慈。
有一次他在御苑散步，身边的人发现他频频回头张望，却又什么也不说。 回宫后，宋仁宗便急匆匆地对宫女说：“好渴，快帮我端水来喝。”宫女奇怪地问：“陛下为何不在外面取水喝，而忍渴这么久？”仁宗边喝水边说：“我回头找了多次，没见掌管茶水的当值侍吏，又不便询问。倘若一问，侍吏必受责罚，故忍渴而归”有一次宋仁宗在用餐时，突然吃到了一粒沙子，他赶紧吐出来，对陪侍的宫女说：“千万别声张我曾吃到沙子，这可是死罪啊。
”对待下人的过失，宋仁宗考虑的不是自己的不适，而是下人因此而可能带来的罪责，可见他的确很仁慈。有一天早起后，宋仁宗对身边的侍臣说“昨夜阅奏折很晚，后来感觉饥饿，特别想吃烧羊。”侍臣问：“何不安排人去做？”仁宗说：“每次只要听到宫内有什么需要，坊间便以为这成了定规，纷纷制作送来。 我担心要了烧羊后，百姓会夜夜宰羊，长此以往，必然暴殄天物，我怎能因不忍一 时之饥而开启无穷杀戮呢？”至和二年，宋仁宗升青州知州张昪为侍读学士、御史中丞，负责纠察百官。
张昪上任后，不断上书批评中书省和枢密院，宋仁宗问张昪：“你出身孤寒，为何不断上章批评朝廷重臣？”张昪反问道：“我自布衣而至近侍之臣，曳朱腰金，妻子满堂。 怎么能谓之孤寒呢？像陛下您才是真正孤寒呢。陛下虽贵为天子，但内无贤相，外无名将，持禄养望者多，赤心谋国者少，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孤寒。”宋仁宗听后，不但不予追究，反而对张昪更加器重。
宋仁宗非常痛恨“深文周纳”的文字狱。 有一次，一个举子给成都知府献了一首诗，诗中有“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之句，意思是只要守住剑门关，用火烧掉入川必经栈道，西川就能割据一方。这是赤裸裸的鼓动成都知府与宋朝分庭抗礼，是一首反诗。成都知府吓得魂不附体，连忙把这名举子押送至京让宋仁宗治罪。宋仁宗哈哈一笑说：“这不过是老秀才急于求官而做出的荒唐事，不足以治罪。
可安排他去偏远小郡，出任司户参军一职。”写反诗的不但没受到惩罚，反而在皇帝那儿谋得了官职，可见当时 言论的宽松和自由。当然，宋仁宗也不是完人，他身上也有专制统治者的弊病。但总体来说，宋仁宗做到了苏轼据说的“搜揽天下豪杰，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我们应该记住，就在九百多年前，宋仁宗的金殿上，站着的都是范仲淹、韩琦、包拯、王安石、孙复、、周敦颐、程颐、梅尧臣、苏舜钦 、欧阳修、苏轼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大影响的人物，也应该记住这一时期进行了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出现了活字印刷术，出现了高产 水稻品种。
宋仁宗时国家百弊丛生而无补救之法，是否说明宋仁宗的皇帝当的不称职？如何评价？
正如题目所言，如果从皇帝的身份来衡量或审视宋仁宗，那么他显然不能算是一位称职的皇帝。宋仁宗的皇帝生涯简单总结来说，就是有“私德”而无“公德”！宋仁宗留给后世的是一副仁君的形象，他总是以宽仁之心对待身边的人。但是，“仁”只能说是一位皇帝的个人美德，却并非其对国家的功绩。而中国纵观历史，古往今来，但凡成就霸业，开创盛世，立下万世之功的帝王，都与“仁”无缘。
比如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他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开创中国历史上首个大一统王朝。但这统一的路上却充满了血腥的杀戮与征伐。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秦始皇的伟业可是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的！又如开疆拓土的汉武帝，他北击匈奴、南平闽粤、吞灭夜郎、西通西域……一系列的武功背后，却是数以万计汉军将士战死沙场，马甲裹尸。再如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他戎马一生，杀伐果断，即便是自己儿子也不例外，最终才开创了大唐的盛世！哪怕是一贯给后世留下软弱无能，积贫积弱形象的宋朝，其江山也不是靠“仁”换取的。
如果当年没有赵匡胤和赵光义的征战杀伐，将周边的割据政权逐一消灭，哪来大宋三百多年的基业？要知道，赵匡胤当年对南唐使臣说出那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时，可不成有过半点的仁慈和道义！所以，宋仁宗赵祯这位一直备受后世赞颂的仁君，实际上根本算不上是一位好皇帝！的确，宋仁宗在位期间，始终以宽仁治国，善于纳谏，不仅善待身边的臣工，更善待身边的人，即便是犯错的宫女，他也不忍心追责。
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君王的个人美德，也就是“私德”。而宋仁宗身为大宋皇帝的“公德”，却并没有做好。何为公德，简单来说就四个字“于国有益”！但宋仁宗由于自己太过于仁慈，最终成了软弱的表现，反而作出了不少“于国无益”之举。宋仁宗时期，北宋的积弊已越发明显。于是，名臣范仲淹极力主张推行“庆历新政”，力图振兴大宋。
结果软弱的宋仁宗很快就向保守势力妥协了，使得改革半途而废，让北宋错失了扭转积贫积弱困局的机会。内政上尚且如此软弱，对外问题上，我们就更别指望宋仁宗能什么作为了。宋仁宗中期，爆发第一次宋夏战争，由于宋军败多胜少，加上宋仁宗的对西夏战略上，始终在军事打击和经济制裁之间举棋不定，不能贯彻如一。最终的结果是北宋在西夏问题上一败再败，只能签订“庆历和议”，居然要靠给予比自弱小的西夏岁币，花钱买尊严，换和平！对西夏战事的失利也引起连锁反应，北方强邻辽国趁火打劫，借机大军压境。
